曾主政深圳、广东和新疆的中共政治局原委员马兴瑞被“双开”的通报上周公布。其中，涉及经济问题的表述尤引人关注。
通报指，马兴瑞“纵容放任亲属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这显示，权力寻租并不一定表现为高官本人直接与企业主进行利益交换，也可能通过亲属、“白手套”以及复杂的商业关系网完成暗度陈仓的利益输送。
财新网随后刊发题为《马兴瑞家族腐败案探解：旧改项目背后的政商关系网》的长篇报道，勾勒出涵盖民营开发商、央企平台、地方国资以及金融资本的复杂图谱，呈现房地产时代的利益运作模式：项目开发、股权安排、融资合作和地方资源深度交织。
现年67岁的马兴瑞2013年至2021年在广东工作八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2025年7月卸任新疆党委书记，2026年4月证实落马。
据报道，马兴瑞落马后不久，央企中信集团旗下中信置业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东海今年5月前后突然被带走调查。报道说，胡东海被查，原因在于利用中信置业的央企名义发掘深圳旧城改造等项目并倒卖给恒大、万科等地产巨头，牟取巨利，背后牵涉神秘地产商王占江、地方资源及马兴瑞弟弟马兴全的商业关联。这成了牵出马兴瑞经济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虽然相关细节仍有待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但案件已折射出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企业与公共资源高度绑定，极易诱发政商关系的异化与利益输送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高度互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方政府需要企业投资、创造就业、推动城市建设；企业也依赖政府在规划、基础设施及产业配套上的强力支持。在房地产时代，这种互动尤其明显。土地开发、城市更新、工程建设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也让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土地、规划和项目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溢价。这种模式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和经济飞跃，但当企业竞争越来越依赖项目、资源和政策倾斜时，正常的官商合作便不可避免演变为权力寻租。
如今，中国政府正密集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从国务院持续强调稳定企业预期、优化营商环境，到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实施，都表明中国依靠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并未改变。地方政府依然需要招商引资，企业也依然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但政企互动的重点可能正发生变化。在房地产时代，重要连接点是土地、项目、建设与审批；进入人工智能（AI）、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时代，政企之间的关系更多围绕技术基础设施、人才集聚和创新生态展开。
以AI产业为例，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地方政府提供某个具体项目，而是一套包容且高效的创新基础设施。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推动技术在教育、医疗、制造等领域落地；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也曾谈到，机器人等AI技术发展需要大量算力资源和工程支持。
杭州近年的AI产业实践是个典型缩影。杭州大力推进算力、数据、开源生态与应用场景建设，AI生态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植于当地长期积累的互联网产业根基、人才资源和企业网络。与依赖土地和项目资源不同，新产业时代的政企互动更多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培育之上。
新产业时代，地方政府角色仍然举足轻重，政企之间也不可能“去关系化”。但企业更多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环境、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完善的产业生态。随着产业竞争属性变化，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将更多转向技术、产品和市场能力，而不是过度依赖关系网获取资源。
然而，资源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消解“公共资源如何公平配置”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旧时代的稀缺资源是土地和项目审批，那么AI时代的核心资源就是算力、数据、产业基金与人才等。当中国经济全面迈入新产业周期，政府与企业的交集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还会在更高维度上深入融合。
马兴瑞案的警示意义，绝不仅在于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罕见落马，更在于它折射出沉疴已久的政商关系病灶：当公权力掌握关键资源配置权时，寻租的诱惑与利益输送的风险就继续存在。
如何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中，既发挥政府在产业引导的作用，又通过制度建设防止新型产业资源演变成新的隐秘利益链条？如何让政企互动更多建立在法治、透明和公平的基础上，而不是围绕权力和特殊关系展开？这相信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绕不开的关键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