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那些曾靠收割“反美”与“爱国”流量起家的大V们，处境似乎越来越不容易。
中国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前《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8月5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题为《当“反美斗士”遇上美国签证官》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最近发现互联网上的反美画风“肉眼可见变得柔和了”，极端反美狠话少了许多，火药味也淡了不少。
刘亚东认为，这并非因为人们逐渐变得理性，也不是舆论自行降温，他打听一圈才整明白，“原来是一个‘紧箍咒’已经架在了头上”。
他解释，美国驻华使领馆近两年将签证审查升级为“互联网考古”模式，申请人过去五年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媒的言论都将被纳入审查范围。若被发现存在反美言论，申请人可能面临审查，甚至被长期拒签。
刘亚东说，不少人因而“临时慌了手脚，连夜删动态、锁私密，企图毁尸灭迹、蒙混过关”。
他写道，虽然这一措施有违反个人隐私的争议，且“审核标准模糊笼统、流程全程不透明，签证官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极易滋生权力滥用”，但这件事最有趣的地方，是“一大批网络‘反美斗士’被绊住了脚步”。
文章不点名批评了一批“反美斗士”网红：“在直播间里骂美国一无是处，转头就在美国繁华城市购置豪宅；在短视频里高喊抵制美资，背地里把积蓄源源不断存入美国银行；全网煽动仇视情绪，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要把子女送进美国高校读书。”
刘亚东称，美国收紧签证措施“精准卡住了这群两面投机者的软肋”，从前张口就来的激进狠话，如今都得掂量掂量代价：会不会让自己孩子的留学签证泡汤？会不会让自家那套加州别墅的钥匙再也派不上用场？
事实上，美国早在2019年5月就已要求签证申请人申报过去五年使用过的社媒账号，隐瞒者可能被认定为虚假陈述并被拒签。特朗普政府去年1月上台后，审查措施持续收紧：学生、记者、工作等签证申请人不仅须如实登记社媒账号，还被要求将账号设为公开状态，以供领事官员核查。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明确指出，这项措施旨在重点排查申请人是否曾发布涉及“反美主义”或“反犹太主义”的内容。
美国收紧签证审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反美斗士”大V的言论，目前仍难以查证。刘亚东的文章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案例或删帖证据。
“反美流量”的退潮
事实上，中国互联网上“反美流量”的降温，恐怕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签证审查制度的收紧。
这些靠极端言论吸引粉丝、享受过流量红利的代表性大V，早已在中国国内承受着日益加大的监管压力。过去几年间，有人被禁言，有人被全网封号，曾经炙手可热的“反美流量”，正日益显露退潮迹象。
过去，每当中美关系趋于紧绷，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往往会涌现大量有关美国的负面消息。其中除了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舆论引导，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反美大V”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百度贴吧等平台上的推波助澜。
彼时的舆论风向下，围绕“反美”“爱国”等议题煽动情绪、吸引眼球，也成了爱国大V们的流量生意。
例如，原名袁晓靓的微博大V“染香”2018年曾发文称，美国下雪不停，“估计是天要亡美帝”；她还称“出国消费就是不爱国”。
知名左派“反美斗士”司马南2023年也曾批评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炸弹，是“反人类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2021年更曾发文，暗示美国利用气象武器造成郑州水灾。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2020年还发文称，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的收入的中国居民，比在美国每月收入3000美元的居民生活要幸福得多或更具稳定性。
这些批美言论确实给他们带来可观的关注度和流量，但同时也埋下了有关人设反噬的伏笔。
染香此前就被网民翻出曾带孩子赴美求学，并公开肯定美国教育；她的澳大利亚籍丈夫、作家杨恒均后来更因间谍罪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如今染香已移居海外，她的微博账号也已被封禁。
司马南则因被曝光在美国购置房产而遭质疑“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2023年，他在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的三天后，又现身美国驻华使馆的美国独立日活动，被网民批评“打爱国旗，行卖国事”。
中国官方去年还证实，司马南因涉税问题被追缴税款及罚款合计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司马南的微博账号自去年11月被禁言后，至今未恢复更新。
金灿荣和陈平也都曾因被指在美国拥有房产、长期居住或子女赴美留学，被网民质疑是“双面人”。
目前，两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仍可访问，也仍正常更新。美国对华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今年7月去世时，陈平还曾在微博发文称“特朗普如丧考妣，我是拍手称快”。
换句话说，“反美斗士”并没有从中国互联网销声匿迹，但过去那种依靠极端言论持续制造话题、聚拢流量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容易遭遇现实经历和个人言行的反噬。换句话说，网民不再那么容易哄了，一不小心，大V就会翻船。
如今，美国收紧签证审查政策，可能成为这些大V的又一个枷锁。不过，真正致命的或许并非单一政策的收紧，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舆论环境都已经变了。
一方面，随着中国官方持续加强对网络极端言论和头部大V的治理，这些“反美斗士”在中国舆论场上的活动空间逐步收窄；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双方对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升级的诉求上升，中国官方更要防止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反噬国内政策或绑架外交灵活性，为主流外交谈判留出务实的空间。
过去，他们最擅长的，是把中美对立转化为流量，把公众情绪变成生意；可如今，在舆论环境变化和制度收紧的双重夹击下，这门“反美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