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约一个星期就9月了，随着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渐近，教科书涨价问题又成为香港社会热门话题。
事缘香港中小学课本每年都会加价，民众基本上已见惯不怪。但今年香港经济状况一般，教科书却较去年整体加价约3.6%，幅度创下近年新高，不禁令人哗然；其中中一的书单价格更介于4400至6000多港元，差不多是一个普通打工仔的半个月工资。许多基层家庭慨叹养育子女的负担不断加重。
过去一个月，不少家长为了节省开支，陆续带子女到二手书书店林立的旺角淘宝买书。
我前段日子几次经过旺角，都发现港铁站出口附近经常有一群手持彩色传单的年轻职员，他们一见到手持书单的家长和学生，就会热情上前兜搭，声称能以低至三四折的价钱，配齐二手的全套课本，游说家长前往二手书书店购书。
这类书店通常藏身于旧式商厦的楼上，由于面积狭小，店外经常站满了等候的家长，人龙甚至延伸至楼梯间。有家长坦言课本年年涨价，工资追不上，只好购买二手书，能省则省。
不过，购买二手教科书暗藏重重陷阱。以前不时有港媒报道，当学生跟随这些职员进店后，店员接过书单，会迅速在仓库内“配书”，用不透明胶袋将书本封好，且不断催促付款。不少学生回家拆袋后，才发现袋内混入了大量缺页、严重涂污，甚至属于旧学制的错版本教科书。当他们折返要求退换时，书店便以“货物出门，恕不退换”为由百般拖延。
连月来，香港教育界人士不断敦促港府加强监管教科书市场；许多家长则呼吁特首李家超在9月份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恢复每年向所有学生派发2500港元书簿津贴的政策。但据悉有教育局中人直言，目前库房财政状况紧张，难以恢复该项福利。官方的说法，导致社会对课本加价的议论声继续高居不下。
中小学课本在新学年年年加价，价格甚至经常高于通胀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香港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几年适龄学童人口持续下跌，除了部分学校收生不足，教科书整体市场规模也不断萎缩。可是出版行业的研发、改版、审校成本是固定的，不会随学生人数减少而同比例下降，摊到每一本教科书的单位成本就会推高，这正是市场越小、单价越贵的常见现象。
以前香港家庭往往把旧课本留给弟弟妹妹循环使用，近年电子教材兴起，网上平台维护、线上练习的技术成本高昂，进一步抬升了总成本。而二手旧书无法继承电子权限，变相迫使家庭只能购置一手教科书。
诸多现象的背后，暴露出“小政府大市场”与教育公共属性的冲突。环顾全球各地，各地政府对教科书这种兼具商品与公共教育属性的特殊书籍，采取不同的政策。有些地区主张市场自由，把教材价格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有些地方则透过制度设计把成本转嫁给公共财政承担，而非直接压制出版社定价。
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教科书价格由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这意味着出版社不能自主定价、随意加价，利润受到法律约束。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更会直接免费向学生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家长不用掏钱买课本。
但香港长期以商业模式供给课本，政府尊重自由市场原则，只负责审定书目，不直接出版和限价。问题是，香港教科书市场也不是充分自由竞争。虽然存在多家出版社，但选择少，家长几乎没有选择权，只能跟随学校书单采购。
当公共教育资源高度依赖商业出版市场，教科书的成本便很容易向家庭转移。书本开支是刚性开学支出，全套教科书连同学材动辄数千港元，购书支出可以占到家庭月收入相当比例，对多子女的基层家庭显然是个沉重的负担。虽然港府设有书簿津贴计划，但设立入息审查，不少夹心基层家庭收入略高于门槛，得不到资助，要全额承担书费，压力巨大。
有教育界人士提出香港应参考大陆模式，但在现实操作中难度不小。如果效仿大陆由政府管制书价，或会打击本地教材出版行业，而且在学童人数萎缩的现实之下，强行压价可能造成出版社退出、课本选项进一步减少。若效仿大陆推行免费教科书，又需要庞大的经常性财政开支，香港社会对此看法不一。
本质上来说，香港教科书加价的争议正好反映出社会对教育成本分配仍未有共识。基础教育的教材成本究竟应该多大程度由家庭自付，多大程度应由政府承担，这些核心问题一日未解决，香港教科书涨价的问题仍会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