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虚拟亲属”“虚拟伴侣”这样的人工智能（AI）产品通过拟人化语气、专属记忆、亲昵称呼和永不拒绝的陪伴，把科技工具包装成“情感对象”，影响未成年人尚在发展中的依恋关系、社交边界与心理健康。这对于数码渗透率极高、青少年心理压力不小的本地社会而言，是必须正视的隐忧。
虚拟伴侣最大的吸引力，也是它最大的危险，在于它被刻意设计得“永远在线、永远迎合、永远不拒绝”。美国非营利机构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去年发布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美国青少年使用过AI伴侣，约半数频繁使用；大约三分之一青少年表明，宁可向AI倾诉严肃问题，也不愿找真人；四分之一曾向AI透露个人隐私。正因如此，机构建议18岁以下者不应使用当前形态的AI伴侣。
这并非危言耸听。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伪装成青少年进行测试，轻易在多个主流平台上诱导出性暗示、自残、暴力与禁忌角色扮演内容。即便服务条款写明“18+”，系统仍可能与青少年展开成人化对话。这类风险的吊诡之处在于：背后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施害者，AI系统本身却在持续生成亲密、暧昧或性化的互动，构成一种“无真人施害者却足以伤害儿童心理与边界”的新型危害。
更严重的案例已经浮出水面。美国一名14岁男孩在与Character.AI角色建立强烈情感依恋后自杀。当青少年把AI当作最后的倾诉对象，平台若无足够的危机识别与人工介入机制，致命后果便可能在无人知晓的对话框里发生。
新加坡的风险：更隐蔽、更易滑入
本地青少年长期处于高度联网、学习压力较重，且普遍使用移动设备的环境。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篇文章已观察到，年轻人不仅用AI做功课、写作，也越来越把AI当作可倾诉的对象，AI“随时在线、不评判、快速回应”的特性，使它很容易从工具悄悄滑向“伴侣”。卫生部研究显示，本地10岁至18岁群体中，约三分之一曾通报内化型心理健康症状，对饱受焦虑、抑郁与孤独困扰的青少年来说，AI伴侣的吸引力格外强烈：不必预约，不需费用，不会惊动父母，也不让人感觉丢脸。然而，恰恰因为太容易获得，它可能延迟孩子向家人、教师或辅导员求助的时机。
此外，新加坡多语多文化的环境也带来独特的监管困难。青少年可能用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甚至混合俚语与AI交流，许多安全模型对本地隐晦表达、自伤暗语、性化暗示的识别能力不足。再者，AI伴侣发生在一对一的私密聊天界面中，对话内容可随时删除，家长往往只看到孩子“和聊天机器人说话”，根本无从察觉背后已经形成的情感依赖、恋爱角色扮演，甚至深夜陪聊与不当内容。
首先，监管须明确定义“AI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判准可以包括：是否以恋人、父母、知己或心理咨询师等身份出现；是否鼓励长期一对一情感绑定；是否使用专属记忆、亲昵称呼、承诺式语言；是否通过付费机制加深依赖；是否允许性化、浪漫化或家庭化角色扮演。
其次，对未成年人设置更严格的默认保护。可考虑禁止18岁以下者使用虚拟恋人、虚拟伴侣、虚拟亲属；对更低龄用户要求更强年龄验证与家长同意；默认关闭成人化、恋爱化角色；禁止AI对未成年人说“我只属于你”“不要告诉别人”等依赖强化语言，并强制显示“我是AI，不能替代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的现实提醒。
再者，建立危机干预与本地求助资源转介义务。当系统识别到自伤、自杀、家暴、严重抑郁等风险时，不能只继续“温柔聊天”，至少应停止角色扮演，显示求助热线与紧急服务，提示联系可信成年人，并对反复高风险互动启动人工安全审查。
在数据保护方面，须严格限制情感数据的商业化。未成年人向AI伴侣透露的家庭矛盾、恋爱困扰、性困惑、创伤经历等高度敏感信息，绝不可用于广告画像、付费诱导或第三方共享。这同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关于儿童数据最小化、年龄保障与避免有害定向推送的指引一脉相承。
应用商店也应成为前置关口。既然本地已将应用分发服务纳入线上安全治理，下一步可要求应用商店对AI伴侣、AI女友/男友、AI心理治疗师等类别更清晰分级，要求披露是否含有恋爱、性化、心理支持及拟亲属功能，并对未成年人下载设限。
最后，学校和家长教育须从“管控屏幕时间”升级到“辨识关系风险”。
过去的重点是孩子用手机多久，如今更该问：孩子在和AI建立什么关系？它是否在替代朋友、家人或辅导员？是否开始把AI的评价看得比真人更重要？学校的AI素养课程，不能再只谈抄袭、深伪、假新闻，必须让青少年明白：AI不具备真正的情感，AI的“关心”可能是产品设计，绝不该把秘密、裸照、心理危机交托给一个陌生的商业系统。
在孤独可以被售卖、理解可以被模拟的时代，未成年人与AI虚拟伴侣的互动已不单是科技话题，而是心理安全、公共健康与儿童权利的交叉考验。新加坡坐拥健全的法治基础与多层次的线上安全体系，但倘若不能在AI加速渗透日常情感生活之前，果断为未成年人划出虚拟亲密关系的保护红线，再完备的事后救济也只是一种迟到的补救。
作者是本地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