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率先掀起改革风潮，以市场自由、金融开放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迅速影响全球。伴随着传统工业衰落与金融业崛起，英国不仅完成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也向世界传播一种新的发展观：市场比政府更有效，金融业比制造业更重要，全球化能够取代传统工业，成为国家繁荣的新基础。
然而，历史似乎正在发生耐人寻味的逆转。新任首相伯纳姆7月20日在就职演说中高调提出，要推动英国实现“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e Britain），并公开反思过去数十年的去工业化道路，强调必须重建制造业基础，恢复国家生产能力。这不仅意味着英国经济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思想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化。
从美国、欧盟到日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和国家产业能力。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英国政策本身，而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曾经率先拥抱去工业化和自由市场的英国，如今重新发现制造业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意义？
市场神话的终结
英国提出“再工业化”，并非一次普通的产业政策调整，而是对过去40多年发展道路的一次深刻反思。伦敦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而传统制造业则持续萎缩：根据英国议会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由1990年的约17%降至2023年的约9%，成为七国集团（G7）中垫底的经济体之一。
然而，制造业占比下降本身不意味着经济衰退，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多数发达经济体共同经历的过程。真正值得反思的，是英国在去工业化中流失大量关键制造能力：钢铁、造船、电子等传统产业不断萎缩，不少工业企业被海外资本收购，北英格兰和中部工业地区长期陷入投资不足与就业流失，产业结构与工业生态由此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失去的不仅是工厂本身，还有技术创新、工程人才培养、供应链协同和高附加值就业赖以维系的载体。冠病疫情期间的医疗物资短缺、近年的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以及英国钢铁产业持续面临的困境，都提醒人们：仅依赖金融和服务业，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韧性与战略自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新政府重新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意义超越产业政策，真正变化的是发展理念本身。过去40年，人们普遍相信市场能自动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业可以替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今天，英国开始重新认识到，制造业不仅能创造财富，更承载着技术创新、产业竞争力和国家能力。
英国重新重视制造业，并非孤立现象。过去10余年，越来越多发达经济体开始调整产业战略：美国相继推出《晶片与科学法》和《降低通货膨胀法》，以大规模财政支持推动半导体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欧盟提出“战略自主”，强化关键技术与供应链建设；日、韩等国也在持续加码产业政策。一个曾经信奉自由市场与全球分工的世界，正在重新重视国家、产业与制造能力之间的关系。
推动这一转变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放缓，更是全球化环境的深刻变化：冠病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俄乌战争凸显能源与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性，中美科技竞争则让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愈发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各国逐渐认识到，对关系国家安全和长期竞争力的产业，市场机制固然重要，却无法单独承担保障供应链安全、维持技术能力和培育产业生态的任务——制造业重新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正因它关乎的不只是产品生产，更是创新体系与战略韧性。
今天全球产业政策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终结，也不是简单回到传统保护主义，而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一次重新校准，回归的是一种更基本的发展理念：一个国家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塑造市场、培育产业、维护长期竞争力的国家能力。
国家与市场：被重新定义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国家与市场视为替代关系：强调国家，就意味着削弱市场；强调产业政策，就意味着资源错配、腐败、低效，甚至等同于计划经济。但当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重建产业政策、强化国家战略能力时，这种长期主导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二元对立，正被现实重新改写。
今天美、欧、日、韩等国推行产业政策，并未放弃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公共投资、科技创新、产业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源流向关乎长期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产业政策不是市场经济的对立面，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职责也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在市场难以提供长期投资、基础科研和公共产品的领域，塑造和完善市场。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义：有效市场需要有效国家，有效国家也需要充满活力的市场，二者并非零和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彼此强化。
但国家作用的重要性，不意味着任何的国家干预都会成功。真正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不在于政府是否介入经济，而是国家是否具备自主性、专业能力与长期制度建设能力——缺乏这些制度条件，再积极的产业政策也可能沦为资源错配、行政低效甚至利益集团寻租。唯有建立在有效治理基础上的国家能力，才能真正把市场活力转化为持续创新和长期竞争优势。
英国重新发现制造业，折射出的正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义。未来国家竞争的关键，或许已不再是谁拥有更大的市场，也不只是掌握多少资本和技术，而是谁能建立起一种既尊重市场规律，又能塑造市场发展的制度能力。制造业可以重建，资本可以流动，技术可以引进；唯有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能力，才是真正决定竞争优势，也是塑造未来国际格局的战略资源。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