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一间游戏工作室，10多名年轻男女人手一台手机，低头紧盯屏幕，在印上“天道酬勤”四个大字的横幅下，熟练地操作着中国热门游戏《三角洲行动》。
他们当中没人看得懂“天道酬勤”，却知道只要努力替中国玩家闯游戏战场赚游戏币，每月就能领到约50万阿里亚里的薪水；若搜到稀有道具，还能获得额外奖金。
这群年轻人是游戏代练，从事俗称游戏搬砖的工作。他们接受中国玩家的付费委托，在游戏场景搜刮资源、积攒称为“哈夫币”的游戏币，替玩家省去枯燥的劳动，让他们能轻松获取更好的装备和游戏体验。
工作室老板陈晓钟曾在中国从事虚拟货币矿业，后来因官方整治虚拟货币挖矿而退场，2024年前往马达加斯加创业，隔年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开设游戏工作室。一年内，他的工作室渐成规模，员工已有100多人。
陈晓钟告诉《联合早报》：“为什么选择这里？地球上的非战乱国家中，已经找不到比这里劳动成本更低的地方了……非洲给了我另一种可能，像是把时间倒回30年，只要不再犯以前的错误，机会就来了。”
招聘廉价游戏代练 员工从握鼠标学起
近一两年，这类游戏工作室在马达加斯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有近20家。工作室大多是租下商铺，摆上几排桌椅，配备数十部手机或电脑，看起来像简朴的网吧。
陈晓钟估计，非洲已有100多家同类工作室，主要分布在卢旺达、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放眼全球，游戏工作室较密集的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老挝等。
游戏代练在中国并非新鲜事。这门由玩家付费委托第三方代为升级、刷装备、获取游戏币的生意在中国已发展多年，并形成规模可观的非正式产业，甚至衍生出涉及盗号、逃单等灰色业务。
据中国科技媒体36氪报道，以工作室形式运营的中国代练从业者至少有80万至100万人，一些代练平台如“代练通”平均每月可接上10万至30万单。
随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一批草根企业家近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他们突围的关键并非游戏技术，而是劳动成本。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经营游戏工作室的中国老板张巡斌受访时透露，自己员工的薪水介于1000元至1200元人民币。除了人力，电脑、网络等硬件投入成本也不高，几万元就能解决。
1000元月薪对一般中国人恐怕难以接受，但在巴基斯坦已算相当优渥的待遇。张巡斌说，这笔薪水大概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倍，“多配一台电脑，等于解决了一个家庭的生计问题……员工的父母都很重视，甚至会来和我沟通，请我管好他们的孩子”。
正因如此，前来应聘的当地人络绎不绝。张巡斌透露，开业两个多月来，已有百多人前来求职，目前录取的仅10多人。
张巡斌制定了一套严谨的遴选流程。“第一阶段是海量筛选，选什么呢？要看他们握鼠标时，手会不会僵硬。如果做过苦工，手指不灵活，就没办法操作鼠标和键盘。”
通过初选后，员工进入第二阶段，反复练习游戏操作；第三阶段开始正式产出；第四阶段上手后，他会按每日产出给予员工绩效分成。
开业以来，经营游戏工作室给张巡斌带来不小的成就感。他解释：“我觉得游戏出海是好事……在国内，你可能只是个屌丝或普通玩家，没什么社会地位；出来开工作室后，你却能养活至少10个家庭，产生社会价值。”
但这门生意经营起来并不轻松。张巡斌说，许多应聘的员工是文盲，甚至从未接触电脑，不会用鼠标。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针对零基础员工的培训流程，“必须给他们几天的时间，熟悉（在游戏中）前后、上下走路，鼠标怎么转、左右键怎么分辨”。他主要以简单英语与员工沟通。
目前，张巡斌仍不敢过度押注这门生意。同时承接人力资源和落地业务的他说：“我尽量不把它看成发财或多长远的项目，只是当作小而精的业务，把基本盘打稳。”
游戏迷太多但工时太长 庞大代练需求应运而生
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中国游戏工作室，让陈晓钟想起约20年前的中国游戏代练产业。2000年代，一些中国玩家曾化身经典游戏《魔兽世界》的“打金农民”，赚取虚拟货币并转售欧美玩家。
陈晓钟说：“现在中国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水准提升了，产业就转移到非洲、孟加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他相信，中国的游戏市场仍方兴未艾。“《三角洲行动》有4000万日活跃用户，这太厉害了。中国总共才多少年轻人啊？而且，国内时间凌晨两三点是我们接单的高峰，这些年轻人都不睡觉。”
《三角洲行动》称得上现象级爆款射击游戏，由腾讯游戏于2024年推出，当中“搜打撤”（搜索、战斗、撤离）玩法的流行，带动了大量代练需求。
在这场狂欢中，陈晓钟看到了部分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游戏爆火与中国的躺平文化有一定关联。“（玩家）在游戏里寻找的是一种麻醉和与世无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去想它。”
它反映的也是中国劳动体制的特征。曾对中国游戏产业进行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赵蒙旸受访时分析，中国乃至亚洲对游戏代练的接纳度更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时间长，“有大量的游戏人口，（人们）却没有足够时间打游戏”。
另一方面，赵蒙旸指出，以盈利为导向的游戏公司又把游戏设计得非常“肝”（指须耗费大量时间），加上人们又面对与其他玩家攀比的压力，因此更愿意花钱找代练。
以《三角洲行动》为例，中国玩家可通过社交媒体或淘宝、咸鱼等平台寻找代练服务，每1000万哈夫币一般售价数十元人民币。在尼泊尔经营游戏工作室的业者阿强（化名）受访时透露，一笔大订单有时可达几亿哈夫币。
在赵蒙旸看来，这一波游戏工作室出海，是建立在中国在全球南方既有的基础建设投入之上；毕竟即使是游戏，也离不开电子支付、水电、网络等基础条件。她形容：“游戏代练出海，是顺着其他领域的线下出海潮过去的。”
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互联网地理学教授格雷哈姆（Mark Graham）则相信，这股浪潮也反映中国在全球数码劳动体系所处的特殊位置。
研究数码劳动议题的格雷哈姆受访时说，过去很多年，中国主要被视为数码产品的制造和组装中心；如今，中国企业不仅建设数码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软件，也开始协调跨国数码劳动力。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制造强国，而是说明中国在数码经济中的角色更复杂；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变得更多元。”
游戏搬砖人对中国工作室又爱又恨
今年农历新年，马达加斯加游戏工作室老板陈晓钟遇上一场始料未及的考验：员工集体罢工。
事发早上，他在工作室被40多名员工围堵，他们要求加薪20％，理由是春节期间订单增加，工作太忙。
陈晓钟没有妥协，试图与员工讲道理，逐一细数工作室提供的餐食等福利，最后抛出一句：“愿意留下的就坐下来工作，想走的现在就走。”
结果，一半员工离开，另一半则留下。翻译员过后告诉他，这是因为员工觉得他平日对他们还不错。
这场罢工和其他经历让陈晓钟感觉到，当地人对游戏工作室抱持一种既爱又恨的心态：一方面珍惜它带来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却也对工作颇有怨言。
“爱”来自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游戏工作室当代练的加韦格（Benjamin Garweg）受访时说，自己从小喜欢打游戏，“我一直梦想着能把兴趣变成工作。当我听说可以靠打游戏赚钱时，我心想：真的吗？一定要试试”。
20岁的加韦格是大学生，每天下课后到工作室兼职打游戏，每月可赚约4万先令，“对一名学生来说，这是一大笔钱”。
“恨”则源于对中国人的戒心。陈晓钟坦言，不少马达加斯加人内心仍觉得中国人是资源的掠夺者。
学者：游戏工作室员工保障不足缺乏上升空间
受访业者坦言，当地社会对中国人观感偏负面，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犯罪分子主导或参与的电诈活动在当地相当猖獗。一些人看到工作室里一群员工同时操作多部手机，便误以为与电诈活动有关。
加韦格就透露，父母起初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工作，担心他误入诈骗集团。直到他把第一份薪水带回家，父母才终于相信，他真的能靠打游戏赚钱。
学者格雷哈姆认为，中国游戏工作室确实为工人创造了机会，但也应意识到这个产业的局限。
格雷哈姆提醒，许多数码劳动模式高度标准化，容易被替代；工人往往议价能力有限、就业保障不足，也缺乏向上发展的空间。
从更宏观的经济层面看，他指出，这类产业不太可能带动广泛的溢出效应，例如培养员工的管理和技术能力，或是孕育创新生态。
长远来看，这些游戏工作室能生存多久，也存在变数。学者赵蒙旸指出，即使拥有廉价劳动力，游戏工作室也未必具备成本优势。
她解释，企业须考虑的不只是劳动成本，也面对员工管理、语言问题、文化差异等挑战。一些工厂从中国迁到东南亚后，也可能因为新问题而搬回中国。“工人和资本之间永远在博弈……这是个很动态的过程。”
代练是“赛博黑奴”？ 业者：这称呼不妥当
“整天说跑刀黑奴价，这下碰到真黑奴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名网民如此形容非洲人当游戏代练的现象。
“跑刀”是指以低成本装备进战场搜刮资源的游戏术语；“黑奴”则是多年来中国本土游戏代练对低报酬、高重复性工作的自嘲。随着海外工作室兴起，不少游戏玩家也将非洲代练统称“赛博黑奴”。
马达加斯加游戏工作室老板陈晓钟坦承，员工的工作确实辛苦，甚至有些压抑人性，因为跑刀过程须躲躲藏藏，“游戏好的东西都享受不到”；但他坚持，“赛博黑奴”这一称呼并不妥当。
他解释，一方面，“赛博黑奴”有明显种族歧视意味；另一方面也与工作情况不符。“奴是没自由的……但我和员工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我给他们工作机会，他们给我创造价值，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对陈晓钟和其他一些业者而言，拒绝“赛博黑奴”标签的意义，在于建立相互尊重的劳资关系，包括理解和适应当地文化，并尽可能与员工磨合。
巴基斯坦业者张巡斌说，来到当地后才发现，巴基斯坦人的价值排序是家庭和信仰优先，工作排在其后。尼泊尔业者阿强则说，当地人对金钱的渴望远没有中国人强烈。种种文化碰撞，促使中国老板不断去学习和反思当地员工的工作作息，并适时调整管理方式。
问及是否已摸索出与百多名当地员工的相处之道，陈晓钟说：“不要俯视他们，不要看不起他们……平时对他们好，也是一种交换，关键的时候还是会得到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