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位于九州中部的熊本县再度拉响7级地震警报。地震发生时天摇地动，人都站不稳，购物中心还发生瓦斯爆炸，官方随即将此次强震定性为“极端严重灾害”。
这次地震最终导致39人遇难、约3万栋房屋倒塌。10年前，同一地区也曾遭遇7级地震，当时夺走了275条生命，约19万栋房屋倒塌。
虽然这次地震的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为了减轻灾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日本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提高对灾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及产业设施修复项目的财政补贴，并把它纳入“特大灾害”的法律救助框架。这是日本政府近30年来，第九次启动这个级别的灾害救援标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宣布这个决定时强调：“我们须要加强全面修复工作，并向农林渔业、各类经营主体及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她也宣布这次灾害适用“灾后特别行政措施法”，包括为灾民补办遗失证件、延长驾驶执照有效期，以及提供产业支援等措施。
据《日经新闻》报道，熊本地震发生后仅一周内，受灾企业便分秒必争地展开了供应链修复。日本企业普遍拥有一套成熟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即在发生灾害、传染病等紧急状况时，在确保员工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恢复业务。
强大物流网络让零售业 数天内恢复供应与运营
以便利店为例，地震发生后，灾区内的约40家全家（FamilyMart）便利店被迫暂停营业。但灾后一个半小时内迅速成立的应急小组推动的“业务连续性计划”发挥了作用，全家所有门店在震后第五天便全部恢复营业。全家便利店社长小谷武夫在灾后第二天便亲自率领约100名总部员工奔赴一线，灵活调度，重新规划物流与输送路线。报道指出，日本强大的物流网络在零售业快速恢复运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便利店连锁品牌7-Eleven则是以持续监控门店和供应链的运行状况，实现了总部与一线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得益于10年前地震灾害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这一机制使得因地震而暂时关闭的约100家门店中，近90%在震后第四天便恢复营业。
熊本制造业的复工进度滞后于零售业，但这次受影响的各大工厂损失比10年前小得多。这主要归功于这些年来，日本在工业基础设施抗震加固上，落实得更为到位。
赈灾方面，熊本在上次地震后建立起来的一套“跨区域互助机制”，这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受灾的市町村平日就与外县的救援团队保持常态化交流，地震发生后，约500名外县救援人员迅速部署到位，协助开展救灾行动。
熊本县知事木村敬就灾情回应媒体时指出：“我们虽然计划以10年前两倍的速度开展工作，但适逢夏季酷暑，避难中心的安置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意识到，震后排查灾情、走访避难所须要动用比过去更多的人力。同时，我们必须为睡在车里或居家避难的民众提供及时的住房过渡支持。”据了解，截至8月12日，仍有3585人居住在避难中心。
日本建筑抗震标准持续演进
在日本，与地震共存是每个国民的必修课。由于地处四大板块交汇处，地震已被视为一种必然的自然常态。据地球观测联盟（EarthScope Consortium）统计，日本每年发生约1500次有感地震。
在日本生活近40年的台湾居民刘素惠说：“我刚搬到日本时，住的房子稍微晃动一下，我都会从床上跳起来。但几个月后，即使房屋摇晃，我也不会醒来。地震很快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我仍不免担心，下一次的大地震会在何时何地发生？我住的房子安全吗？”
鉴于地震风险一直存在，防灾成了男女老少必备的生存技能，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每一次灾害留下的教训，都被视为未来防灾工作的宝贵经验。
日本最早的建筑抗震规范诞生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那场7.9级强震夺走了超过14万人的性命，并将数十万座建筑物夷为平地。此后，日本的建筑法规重点转向加固城市地区的新建结构，并加强对木结构及混凝土建筑的监管。抗震规范历经数次重大修订，其中最显著的包括1950年的《建筑基准法》以及1981年的《新抗震建筑标准修正案》。官方不仅规定了具体的施工要求，还确立了关于建筑物在地震期间应具备何种抗震性能的标准。
自1950年代起，日本便立法规定，建筑物必须能够抵御最高7级地震而不遭受严重损坏。1981年的修正案则对损坏程度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当遭遇7级强震时，建筑物应仅受轻微结构损伤，且能继续安全使用。
大和大学建筑学中国籍教授包慕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日本的防震标准（即地震防震相关法规）几乎每年都会进行微调，而每次发生重大地震后，防震标准都会经历较大幅度的调整。此外，学术界和建筑界也会对震区展开大规模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作为更新法规的依据。例如，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的法规修订，便成为日本抗震设计史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
神户大地震的震级为7.3级，造成6437人死亡，约10万5000栋房屋倒塌。
包慕萍指出：“日本大型地震的震中多位于海洋或远离城市的地方，工程师可以根据震中与建筑之间的距离，计算出传递至建筑的水平力大小，并据此制定抗震标准。可是，神户大地震属于‘直下型地震’，震中位于城市正下方。这导致以往以水平力为核心的抗震设计瞬间失效。”
因此，那次地震后，日本全面修订了建筑抗震法规，将抵御垂直力正式纳入抗震设计体系。目前，日本建筑构件的设计能同时满足抵抗水平力与垂直力的双重要求。”
三一一大地震敲响警钟 日本开始转向防洪研究
日本四季分明，使用木材建房能够很好地适应温度变化，是日本自古以来住宅文化的一大特色。有报告称，在日本地震多发地区，木结构房屋比钢筋混凝土结构能更有效地吸收地震振动，从而在减轻地震灾害方面具有优势。但是，2011年3月11日的三一一大地震（也称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毁灭性海啸，给日本敲响了新的警钟。
那场9级的超大型地震发生后不到40分钟，首波巨型海啸便席卷了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数百公里的城镇。第二天，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堆芯熔毁危机，迫使数十万人紧急撤离，许多人最终得放弃家园，迁往安全地带。官方统计，东北重灾区的死亡人数多达2万2332人，被海啸摧毁的住宅估计超过100万栋。
三一一大地震后，日本防灾研究开始转向防洪，包括气候异常带来的极端暴雨现象。近期的异常强降雨使防洪问题变得紧迫。
立命馆大学理工学部环境都市工学科教授大窪健之指出，无论现代科技多么先进，都无法完全应对前所未有且难以预料的状况。不过，通过提前做好准备并不断积累经验，可以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他指出，日本的防震汲取了长期积累的“防灾智慧”，这是几代人为在灾害面前守护生命而不断努力的结晶。因此，日本建筑学界高度重视对历史建筑的研究，例如，在高楼建筑的防震设计方面，工程师们借鉴了奈良五层宝塔的建造技艺，将中央柱和外壳框架独立设计，以抵消振动。
他说：“我们尽可能在灾后进行调查，努力开发防灾技术，把它应用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上。”
跨地区救援团体互助 成为日本赈灾大救星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尽管部分遇难者直接死于地震，例如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下，但据估计，近九成的人死于震后引发的火灾。
这场灾难促使日本政府制定了避难场所政策，规定指定场所必须具备足够的空间以容纳大量民众；除了使用学校和公园外，政府还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大部分距离城区不超过30米。
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则催生了日本全国性防灾网络的建立。这些网络要求成员定期接受培训，并在地震发生时参与跨区域救援行动。这一机制被认为是日本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灾害的关键因素。
民间防灾组织DRT JAPAN的代表我妻清和在熊本地震发生后，到灾区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救援工作，利用大型自卸卡车为当地居民运送生活用水。他在日前召开的报告会上，描述了灾民面临的严峻生活状况，指出水电中断导致人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他还强调，灾民震后的心理创伤同样需要悉心抚慰。“当内心充满焦虑时，人们很难展望未来。然而，一旦看到他人伸出援手，他们就会想，‘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帮助，所以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活下去’。”
他同时呼吁居安思危，不要把这些灾害视为遥远地方的事，因为任何人都可能随时遭遇灾难，所以要做好防灾准备。
“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遭遇灾难。每个家庭都应常备防灾包，里面必须备有哨子等求救工具，以及至少维持一周生存所需的饮用水。天灾来临时，‘自救’永远是活下来的第一步。”
防震意识渗透社会机理 建筑防灾所学积累百年
在日本，防灾意识早已不是口号，而是渗透进社会肌理的日常行为规范。
这一点从日本对建筑人才的培养便可见一斑。日本对能够设计20层以上建筑的“一级建筑师”资格考核极度严苛。据悉，考试的及格率仅为8%左右，难度与及格率约7%的医生执照考试旗鼓相当。
包慕萍指出，在日本，建筑领域的抗震防灾研究已历经约100年的发展。日本建筑学专业学生最热门的两个专业方向，一是建筑设计，包括成为建筑师或为他人设计住宅；一是地震与抗震防灾研究。在进行毕业设计时，各高校的建筑系学生往往会自发选择与抗震防护相关的课题，这绝非出于导师的强制要求。
在日本居住近20年，包慕萍对日本人的防震意识印象深刻。“日本人从小就对防灾有所认识，小学生都知道重物绝不能放在高处。建筑的防震做得再好，地震来时，家里一个大型摆设从上而下砸到头也能夺命。”
日本大幸药品公司8月17日发布的防灾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常备的应急物资多达10余种。其中，常备饮用水的家庭占76.3%，应急食品占66.5%，手电筒占62.9%。调查还发现，许多人担心灾难时无法使用厕所，因此呼吁业界积极开发应急用的灾害厕所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