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在中国一家银行工作的朋友私下向我埋怨，原本想趁暑假，带家里的小朋友到新加坡游玩。他说，7、8月中国天气炎热，到新加坡反而能“避暑”，何况正值中国旅游旺季，国内游价格贵，还到处人山人海，体验实在不佳。
无奈，护照上交单位集中保管了，申领护照出国得层层审批，盖完章签完字，估计孩子的暑假都要结束了。朋友感慨，对中国免签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可没有“护照自由”，还是哪儿都不能去。
朋友的经历不算新鲜事。过去几年，时不时有中国朋友抱怨，无论是私人旅行，还是公务出差，出境审批越来越严，能不能出国、能出国几天都面对各种限制，不仅是公职人员、国企员工，金融从业员、高校研究员，甚至连一些中学老师想自费出国游玩，都得走流程。
上述人员出趟国很麻烦，但原则上这道门还是开着的。不过，对一些被采取边控措施的特定人员，问题就不只是申请程序繁琐而已了。
行政执法机关不准有特定风险的人离开国境，在中国行之有年。除了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被法院执行的人员、贪官污吏以外，有问题的商人等也会被采取边控措施。其中，受到较大争议的是一些政治敏感人士、异见人士，也被禁止离境。
如今，随着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紧绷，抓间谍、防泄密、反渗透的氛围加重，加上中美科技和人工智能（AI）竞争白热化，北京因为国家安全考量收紧边控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见诸报端。
有外企人员被指涉嫌搜集敏感信息，被禁止离开中国；也有一些中国科技人才、专家被“禁足”在国内，有时是为了防止技术外泄，有时则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他们出国后重演“孟晚舟事件”。阿里巴巴、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中国科技民企的顶尖AI人才，据报就因为参与对国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工作，被列入旅游限制名单。
上周五（7月31日），官方公布了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简称《规定》）的新文件，进一步收紧出入境管理，明确了限制出境的多种情形，引起不少讨论，在中国境外社媒中，更是引发一阵恐慌，有学者甚至提出，趁还能走的时候，赶快离开。
梳理各方声音，外界对《规定》的关注主要聚焦两方面。首先是高风险国家的定义。根据《规定》，官方会在必要时，劝阻中国公民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地区或国家。不过，除了文件中列出的战争或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疫情等安全形势，还有没有其他考量，例如外交战略或政治因素？新规出炉后，许多人不约而同想到的是，中国在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后，多次发布安全提醒，警示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关于“高风险国家”的认定，会有多大的政治权重，引起舆论猜疑。
第二是文件中多处提到的国家安全问题。根据《规定》，官方实施边控时，若碰上“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换句话说，会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不清楚具体原因的情况下被“禁足”，也不可能进行申诉。
旅居海外的中国网民讨论最多的，是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回国后六个月至三年内不准出境。“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定义含糊且宽泛，执行时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其中是否有“口袋罪”的风险？这相当于在每个境外中国公民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规定》也明确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的，官方可不准其出境。这与之前媒体关于中国初创企业Manus创始人被禁止离境的消息形成闭环，对最尖端的技术人才而言，个人出境活动可能面临一道无形的“限制网”。
这份新规是否如一些舆论形容，中国又要闭关锁国了？这是危言耸听了。新规主要针对的是出境安全风险防范、非法出入境管控、国家安全维护、技术外流防范以及对出国中介服务的规范。在跨境电诈猖獗、非法移民增加、情报与间谍战升级、科技与产业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通过边控手段维护国家自身利益，有现实的必要性。这是中国在陆续推出《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修订《反间谍法》之后，把人员跨境流动也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这个泛安全化的时代，把国家安全至于各种决策优先位置的，也不止是中国。
不过，《规定》出炉后，各方的担忧也并非没有依据。这涉及到规则是否清晰、透明，执行的尺度是否一致，行政的裁量有没有受到约束，会不会被一刀切或层层加码，甚至被滥用等问题。《新规》将在9月15日开始实施，它在舆论上引发的担忧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受影响的群体有多大？普通人要来一场想走就走的出国旅行会不会更难，到时候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