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最近连办多场国际足球表演赛，邀请数支世界顶级冠军球会来港献技，希望吸引海内外球迷及旅客访港，带动酒店、餐饮及零售等周边消费链。有朋友请我看上周三（8月5日）英超豪门切尔西对意甲劲旅尤文图斯的比赛，我说刚看了英超另一豪门曼市对意甲冠军国际米兰的赛事，这次就不去了，然后想起了1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2008年澳门经济在开放赌牌后急遽起飞，有博彩企业大洒金钱，邀请切尔西首次访澳和中国超级联赛球会成都谢菲联比赛，希望擦亮澳门的旅游招牌。我到澳门观看了这场比赛，发现入场率不高，回港后有感而发，在《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基调比较悲观的评论文章，分析澳门经济结构极度倾斜于博彩业，患上了经济学上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
文章刊登后，在澳门舆论界引起了一些理性的回响。有声音认同澳门资源严重倾斜，优质人才、土地与资金流向博彩业，导致中小企业请人难、租金高；但也有人认为在澳门尚未出现经济跌入泥潭迹象，只要博彩业能发挥强大的“引擎”效应，澳门经济必然会继续莺歌燕舞。
巧合的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今年7月底也发文批评香港近年的一些新变化，甚至认为“旧香港”已经玩完，在港引发广泛争议。
罗奇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香港经济彻底依赖中国大陆，丧失全球化特质；二是特区政治与司法高度受限、高度依赖北京；三是城市本质与人口结构“大陆化”，外籍人才流失。
罗奇曾旅居香港，过去几年不时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包括2024年声言香港已“玩完”、2025年改口称“重生”。这次他再次声称“旧香港完结”，客观上而言有些观察的确没错，如近年香港与深圳、广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融合加速，不断拉近香港与大陆的距离。
不过，文章也有部分内容并不符合事实，譬如，香港在2019年社会运动后出现人才流失潮。但近年外籍专才已逐渐回流，日前就有外媒报道指去年香港批出的外籍人士工作签证逾3.1万份，较五年前翻倍，申请人主要来自英国、日本、韩国。其中，金融服务业的外籍签证数量按年增长17%，是2022年以来新高。
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因为当前国际环境动荡，香港相对安全稳定。特别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既是联通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是进入中国大陆的“超级联系人”，对国际资本具有很大吸引力。
要说罗奇“香港玩完论”的最大问题，是“大陆化”原本属于中性词，仅作事实层面的观察，概括香港社会、经济、生活模式逐步与中国大陆趋同的演变趋势，本身并不带褒扬或贬抑。罗奇认定“大陆化”是负面词，忽略了中国大陆有不少值得外界学习的一面，带有主观的情绪色彩。
这反映罗奇仍有昔日殖民怀旧的思维，依然将香港的国际性定义为必须建立在与中国大陆保持距离的基础上，迷恋1990年代西方主导的转口港模式。他似乎未能理解随着国际形势转变，香港已由“西方对华窗口”转型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未来价值在于利用普通法与自由资金流，直接连接中国大陆庞大经济腹地与全球市场，而非刻意保持疏离。
不管怎样，香港是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多元声音的碰撞实属正常。理性的应对方式是尊重各方的发言权利，然后用客观事实与逻辑理性回应。
可惜罗奇没有我幸运，除了港府官员发表文章不点名批评他，一众香港建制派过去十天也纷纷撰文反驳他“唱衰”香港，当中部分言论流于情绪化，结果导致相关的讨论持续升温，出现适得其反的“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指试图阻止公众获取特定信息，导致人们更有动力访问和传播这些信息），令罗奇的观点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广传。
记得美国《财富》杂志1995年发表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故事，预言香港在1997年后将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光环与自由经济优势。特区政府在1997年后并没有着力反击。后来《财富》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发表新文章，承认当年预测过于悲观，并肯定香港在经历亚洲金融风暴与沙斯疫情后依然保持活力。
据曾担任港府库务司长、财政司长、香港特首的曾荫权披露，他多年来一直将《财富》那篇悲观的报道放在办公桌上，用以自我警惕。香港社会尤其是政府，其实大可不必“热处理”罗奇的看法，而应学习曾荫权的做法，用来激励团队证明罗奇的预言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