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官方公开点名一家总部位于曼谷，与泰国国家人工智能（AI）计划有关联的公司，指控它涉嫌协助将价值数十亿美元，搭载英伟达（Nvidia）晶片的服务器，转运给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这一事件凸显东南亚如何被卷入持续多年的中美AI晶片战。尽管本地区政府仍在继续争取来自中美企业的数据中心投资，但华盛顿已从制定广泛规则转向精准施压，并积极追查转运网络。
东南亚面临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困境。其一是，在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将AI技术栈（编按：指为开发一个软件应用——如网站、手机App——而共同使用的一组编程语言、工具、框架和软件的集合）与美国还是中国供应商绑定的战略抉择。其二是执法层面的挑战——由于国内出口管制机制不完善，如何防止受限晶片被非法转运；泰国的案例或许就说明这一点。
东南亚各国政府面临的核心困境显而易见。它们寻求数据中心和AI投资，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国家数码战略；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防止中国企业利用这些本地设施，获取受美国限制的先进AI晶片。这尤其体现在英伟达的高端图形处理器（GPU）上，华盛顿多年来一直试图阻止这些晶片落入中国手中。
若无法妥善解决这一困境，将带来严重后果。一旦某国被发现纵容此类转运行为，将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的风险，可能被切断获取美国先进技术和供应链的渠道。这不仅会削弱它自身的AI发展计划，还会吓退担心遭遇类似限制的外国投资者。
美国于2025年1月出台的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最终仅维持短暂时间。到2025年7月，随着数据中心投资激增，华盛顿开始着手对出口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先进AI晶片制定许可要求。在撤销此前措施后，特朗普政府从宽泛的限制转向更具针对性的做法。为了应对数据中心投资热潮，华盛顿当时已在制定针对马、泰两国的先进AI晶片出口许可证要求。
最近，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指南堵住一个重要漏洞。此前，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则主要基于买方所在地，但新指南将焦点转向最终所有权：如今，任何母公司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无论它的子公司在东南亚何处运营，均被视为等同于中国本土企业。
然而，核实最终所有权远非易事。许多中国科技公司采用涉及多层控股公司的复杂企业架构。这些架构通常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或香港等透明度较低的司法管辖区。此外，由于合并、收购或内部重组，这些架构也频繁发生变化。东南亚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和当地监管机构，往往无法获取可靠且最新的所有权信息。
因此，要确定一家公司是否最终由中国母公司控制，须要进行远超标准“了解你的客户”核查范围的广泛尽职调查。这对本地区影响重大，因为新指南断绝中国企业通过当地数据中心获取受限晶片的变通途径。这也给东南亚各国政府和运营商带来沉重的合规负担，它们必须核实完整的企业所有权链，而不仅仅是服务器的所在地。对于致力管理数据中心快速增长的监管机构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本地区真正制约因素是能力非意愿
这一合规负担并非暂时的。随着美国执法手段日益精密，东南亚各国政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必须证明它们具备可信的监管能力，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为华盛顿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技术和零部件行动中的薄弱环节。然而，对于本地区许多政府而言，真正的制约因素并非政治意愿，而是机构能力。要有效追踪复杂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并监控迅速扩张的数据中心的最终用途，需要专业技术和资源，而一些东南亚监管机构目前仍缺乏这些条件。
本地区各国根据自身受影响程度和监管能力，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马来西亚行动最快，于2025年7月对源自美国的高性能AI晶片的出口、转运和过境，实施强制性的战略贸易准证。这表明，吉隆坡宁愿收紧管制，也不愿冒着被视为“薄弱环节”而损害自身声誉的风险。
相比之下，泰国面临的风险更大。作为国家AI雄心的一环，泰国的数据中心投资迅速扩大，但5月关于一家与泰国主权AI计划有关的曼谷公司，涉嫌参与转运活动的报道，却给泰国带来政治和声誉方面的压力。
新加坡则处于明显更有利的地位。它已建立起健全的出口管制和合规体系，且更成熟的数据中心产业，使它在应对相互冲突的需求时，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尽管如此，若外界认为中资实体正通过新加坡转运受限晶片，仍可能损害它作为监管完善枢纽的声誉。
现实情况是，本地区各国领导人为了把握数码机遇，必须行走在地缘政治的钢丝上。如果他们在缺乏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过度向中国投资倾斜，就会面临被美国切断技术供应的二级制裁风险；如果过于积极配合美国的合规要求，则面临疏远北京并失去数码基础设施资金主要来源的风险。
应对这一紧张关系不能仅靠临时的权宜之计。各国政府须要将数据中心和AI基础设施的决策，视为关系到国家经济与安全战略的课题，而非纯粹的商业行为。这须要各国在想要吸引的投资类型，以及准备维持的合规标准上，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它们须要以更系统化的方式，加强出口管制和最终用途核查。这不仅是为了取悦华盛顿，更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科技与投资目的地的长期信誉。
各国官员还应就各自的红线和制约因素，与中美两国进行明确、一致的沟通。各国政府在出口管制方面加强区域协调，也有利于避免被外部势力挑动而相互对立。
最后，东南亚各国政府应投资于建设自身在核实企业所有权和最终用途方面的技术与机构能力，而不是过度依赖外部的指引或压力。
美国的执法手段必然会变得更加精准，并扩展到硬件领域之外，而本地区对先进算力的需求也将持续上升。因此，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太可能缓解。6月12日，美国对Anthropic公司的Fable 5和Mythos 5实施管制。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东南亚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合规挑战，因为它们不仅须要监控硬件流向，还须要监控对先进AI模型的获取与开发。
留给各方的时间正迅速流逝，但本地区仍有一段短暂窗口期来主动塑造局势，而非仅仅被动应对。未来数月，各国政府如何加强监管体系并阐明自身底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地区能否保留实质性的回旋余地；否则，在外部压力下作出的基础设施决策，将使它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狭窄。
作者Gerald Mako是英国剑桥大学剑桥中亚论坛附属研究员
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Fulcrum网站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