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赵君铭不久前完成了一篇有关体育品牌传播的毕业论文。这篇约6万字的论文中，他用谷歌Gemini和阿里巴巴通义千问大模型作为辅助工具，完成了框架搭建，也用千问修改论文格式。
他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AI（人工智能）就像一个读过很多文献的人，过去最多能举一反三，而AI模型能扩展出来的内容远大于三。在修改格式方面效率更是显著提高。”
对比两年前的本科论文，赵君铭坦言，当时几乎没有使用AI，而现在同批研究生同学中，大多数人的论文都使用了AI。
赵君铭的经历并非个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机构麦可思去年2月公布的一份问卷结果显示，中国近六成高校师生每天或每周多次使用生成式AI；大学生在使用时，有近三成主要用于写论文或作业。
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联合社交平台Soul App去年9月发布的《大学生AI使用心态洞察报告》也显示，99.2%受访大学生已“接入”AI，65.9%遇到问题会“下意识先找AI”，近半受访大学生坦言已经“离不开AI”。
报告指出，AI工具已超越传统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
从明令禁止到纳入培养体系
当AI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高校对AI的管理思路也在转变和调整。
2023年，生成式AI平台ChatGPT在全球掀起热潮，中国高校一度严阵以待。2024年毕业季期间，多所高校相继出台AI使用规范。
其中，福州大学、湖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出台毕业论文AI检测规定，将检测结果纳入审核评价。中国传媒大学则要求学生，如果使用AI，须完整披露所用模型、版本、使用方式及生成过程等。
复旦大学也明确AI在论文使用中的“六个禁止”范围，包括禁用AI工具进行研究方案设计；禁用AI工具生成或改动论文原始数据；禁用AI工具进行语言润色和翻译等。
但随着生成式AI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中国高校近一年来对AI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使用，态度逐渐转变，更加主动地探索如何合理地应用AI。
深圳大学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去年2月与腾讯云达成合作，携手推出基于中国AI初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的AI通识课程，涵盖基础知识、技术原理以及AI内容生成等领域的实际应用案例。
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也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将AI素养纳入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在武汉大学负责教授高级语言程序Python等课程的高级工程师陈训威受访时说，AI课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含提高AI素养的通识课程，也包含技术类以及应用方面的课程。学生有文科生、理科生，也有工科生。
他说，AI已经变成了生产力，教师需要把最先进的生产力介绍给学生。“你不用，就被会用的人形成的竞争力替代。而这个竞争力是呈指数型增长。”
经济学者叶晓阳和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受访时均认为，高校对AI态度的转变是一种必然。
叶晓阳说，早期高校倾向保守是因为需要维护学术诚信，但如果技术已经普及，单纯禁止就会变成一种低效治理。
沈萌说：“AI在学术研究中承担的角色会越来越吃重，不以任何机构或者个人意志为转移。”但他同时指出， AI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到底是辅助还是主导，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高校AI论文竞赛：将问题搬到台面？
在推动AI融入教学的同时，有高校还开启更具先锋性的尝试，对AI的探索进一步延伸。
据学校官网发布的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去年9月发起了一场名为“AI一作（第一作者）”的大型社会实验，以准实地实验方法开展论文写作征文，规定AI为第一作者、人类为协作与把关的角色。
南京大学今年3月联合清华、复旦、浙大等多所高校，发起了“我用AI写历史”的实验性论文竞赛。
陈训威说，这些竞赛的背景是最近半年生成式AI能力突飞猛进。“以前用AI写论文还需要大量交互，现在AI可以长时间围绕一个项目工作，相当于一个真正的科研助手。”
上述高校今年分别于3月和6月公布实验结论时，均指向了学术界面临的现实困境，即论文若只停留于观点演绎和逻辑论证，难以体现真正的学术价值；传统意义上的论文正逐渐失去检验学术的能力。
叶晓阳对实验表示支持。他说：“这是把原来躲在暗处的问题搬到了台面上，让问题焦点从‘应不应该用AI’，转移到‘要不要正视AI并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助理王晟宇受访时表达了相似看法，并指出这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在进行的探索和做法是一致的。
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以及西北大学等美国高校近年发布的生成式AI科研使用指南显示，研究人员普遍被允许使用ChatGPT等工具开展科研，但附加条件包括：须披露AI参与情况、人工核实、研究人员须对AI生成内容承担最终责任等。
不过，华东师范大学的实验还包括将多篇AI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刊发在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试图将AI的探索从使用原则进一步延伸至署名规范，但这也引发较大争议。目前，相关论文已无法在网站查看。
批评者指出，学术署名核心在于“有人可问责”，AI可以作为工具辅助，但不能替代人类作为学术主体和责任兜底者。
《北京青年报》在一篇题为《AI是科研“副驾驶”人类必须紧握方向盘》的评论中指出，这场实验是人机共治学术时代的起点，是一场破局尝试。最核心的价值，是厘清科研场景下的人机权责边界。
陈训威认为，这是学术共同体未来需要面临的共同课题，因为“模型进化太快了，绝大部分规范都有一定滞后性，但这类探索是必要的”。
沈萌则说，院校以培养人才专业技能为主要目标，如果让AI承担了第一作者这样的主导工作，教职员工和学生没有得到充分训练，能力就无法提升，“这与院校目标是相悖的”。
“AI查AI” 滋生畸形产业链
AI在学术研究中的角色还在探讨之际，高校普遍在毕业论文审核环节增加了AI生成内容检测，而这也催生了新的问题。
中国高校用AI系统检测学生文本在语言内容等方面是否与AI生成内容重叠，但AI检测平台标准不一，还常常误判原创内容，迫使学生花更多时间反复修改论文降低AI率，陷入“AI查AI，再用AI规避AI”的怪圈。
据每日经济新闻、《经济观察报》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有学生为达到学校设定的AI率，转而在网上寻求“降AI率”服务，淘宝、拼多多、小红书等平台由此也衍生出一条畸形产业链。
叶晓阳说，校方用AI查AI的原因可以理解，但结果很荒诞。“学生本该把时间用在改进问题、证据、论证和表达上，结果却被迫学习如何迎合检测器。”
他认为，学校应该区分不同层次的AI使用。“用AI改语法和用AI编造文献，不是一回事。好的制度不应该只给一个粗糙的问题，而是要有更准确的问题。”
陈训威从技术角度指出：“用一个概率系统去查另一个概率系统，是行不通的。”
王晟宇则认为，这是高校行政管理上的懒政，但未来若要改变，可能需要教育部层面做出系统研究并出台政策来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