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出了不少学术打假的热点事件，其中尤以颇有文名的蒋方舟和贾浅浅为代表，在她们各自被撤销学位和教职之后，好像正义终于得以伸张，社会似乎也有长舒了一口气的迹象。但这恐怕才是真正危险之处，尤其是对所谓学术圈而言，因为真正学术打假背后，还有不少问题须澄清，许多工作要推动，否则即如掩耳盗铃般无益于未来。
首先，学术造假在中国究竟有多严重？谁能大致精确地做一个调研和整理？如果是某一商品或服务出了问题，会有消费者保护组织、市场监管部门等给予一定的调查、公开和处理，受害者也都有一些渠道进行投诉与维权；但学术产品的问题常常讳莫如深，广大民众根本无从得知问题有多大，延续了多久，也没有哪个权威机构进行公开而全面的交代，那些因而被排挤针对的其他年轻人似乎也无处伸冤。
须知，被媒体曝光的学术造假行为往往与名人或名校有关，这些本就自带曝光率的个案无法反映整个学术圈真实情况，除此之外，当下似乎没有相应数据能反映整体学术造假的面貌。世人只可本着管中窥豹原则推测，既然文化名人可以造假，更多不怎么有名的文化人造假，应该更容易蒙混过关吧，因为大概率没人会关注到他们；既然人文学科可以造假，社会学科造假应该不难吧，自然学科造假或许更加难以一窥究竟，毕竟能看懂的人更少。在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里，教育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到底怎样，除了报喜之外还要报忧，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其次，谁有能力和资格推进学术打假工作？近期曝出的都是由著名高校的学者或长期关注该领域的有心人所推动，换句话说，学术打假的工作门槛很高，绝非一般人可以胜任，甚至专业不合、分量一般的学者都不行。即使有这样的打假英雄，他要承受的压力也绝非一般，因为他原本就是在这圈内成长起来的，选择打假既可能被整个学术圈所排斥，还可能被讥讽为能力不够的嫉贤妒能之举。这种行动既需要决绝的勇气，敢于向强大的圈层挑战，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否则根本难有收获，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该是一种被全社会尊重的选择。当前的学术打假几乎都是“孤狼”式行动，虽然偶尔能翻起一些浪花，但缺少集体力量或制度性行动，注定还不足以对造假行为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再次，学术造假与学术腐败是什么关系？其社会根源何在？学术造假或许只是学术腐败的一种类型，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种；如果造假只是无中生有或坑蒙拐骗，腐败则可能盘根错节互相掩护，一时间根本难以准确界定和把握。这无论如何都与学术给人高高在上的印象格格不入，毕竟这些人通常都是社会上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他们的堕落与其他行业或岗位上的腐败有很大不同，这种高智商多知识的人的腐败，至少说明他们的学习过程和目的出了问题，复杂程度可能远超想象。或可用翻译家、教育家严复的话来概括这个现象，即“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一个社会文化人的堕落更让人担忧?，每个普通人都可实实在在体验一下，我们每天所遇到的文字、声音、视频、艺术等创作品，有多少真假虚实，多少自欺欺人胡编乱造，或可加深理解学术造假的动机和渊源，因为不具辨别力的、贪图享乐的文化消费者，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学术造假的盛行。
最后，学术打假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应对？这绝不能靠个案敷衍塞责，也不能靠名气掩人耳目，在这个世人想关心却又不得其门的领域，其系统化的应对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主要有两个路径值得关注并深度求索。
一是在教育上，学术打假既要抓早抓小也要抓大抓高，从每一个孩子第一次讲假话抄作业开始，到每一位教师的论文和职称评审，再到教育部门的每一次检查监督，不让假话空话套话出现，是每一个参与者的责任。很奇怪最近查出的学术造假案件，在当事人被撤销学位的同时，给予他们学位的那些人却毫发无伤，而举报人的一言一行却磕磕绊绊，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更让人担心；就像在小学校园里，孩子被要求在检查表上说好话填假话的时候，不按要求填写的孩子会被批评，提出要求的教师和学校却不受指责，荒唐之处令人寝食难安。
二是在法律上，学术打假既要有法可依、必依，也要有独立的司法监督系统，这个领域违法乱纪行为的危害性绝不比贪官污吏差，可是应对的法律体系远不如后者完善。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些打假的处理结果大都是当事人所在高校依据校内相关规定作出，既不来自第三方的监督检查机构，也不是依据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这种自发性与随意性让人非常担心其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在国家层面完善法治体系，或许才是治理学术造假的根本长远之道，没有这一点，所有打假只是自我催眠罢了。
这里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学术造假或腐败有多严重，因为世人真的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而是要强调一个社会文风学风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正如张之洞所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如果代表一个社会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及其创造过程出了问题，其他领域的成就还能让人放心吗？我们还要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去适应而不是改变这个环境吗？
作者是扬州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