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姆拉迪奇去世提醒世人族群仇恨隐患

8月27日,曾在波黑内战及屠杀中负有重大责任、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生监禁的波黑塞族军事指挥官之一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在海牙的监狱中去世。这让人再度回忆起30多年前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血腥杀戮。今天世界各国之间、各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冲突日多的现实,让人不禁担忧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追溯波黑内战所在地巴尔干半岛历史,可以看到“悠久”的民族差异、矛盾和积怨。虽然这里多数人都可称为广义的南斯拉夫人,但具体可分为主要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天主教为主的克罗地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波什尼亚克人(穆族)等。这些族群之间因为信仰、利益、大国影响等而长期冲突,结下仇怨。

1989年东欧剧变后,政治强人铁托依靠共产主义信仰和专制力量维系的、包括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区的南斯拉夫逐渐瓦解,民族矛盾激化终至爆发战争,波黑内战是其中最血腥的一部分,大量种族屠杀和强奸罪行令人不忍目睹。在多方干预下,杀戮逐渐停止,但已造成约14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后来,若干屠杀平民的战争参与者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逮捕。姆拉迪奇和另一重要屠杀责任人卡拉季奇(Karad?i?)均被判处终身监禁。

之后数十年的巴尔干和全世界,曾有很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期。全球经济增长迅猛,国际合作加深,民主和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战争和冲突大幅减少。人们不分族群和国界共享“地球村”繁荣的愿景,似乎越来越近。但若认真观察国际局势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就会发现,隔阂与矛盾从未真正消散,只是被经济发展和表面的文明秩序所遮掩。从大约10年前全球保守民粹主义崛起开始,由建制派主导的全球化秩序走向瓦解,各国各族群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兴盛,冲突再度增多。从美国内部白人黑人种族矛盾,欧洲基督徒和穆斯林新移民冲突,到中国边疆一系列民族问题、印度和缅甸等国内主体族群和少数族裔的矛盾甚至暴动与内战,都在告诉人们,今日世界并没有天下大同,反而愈发撕裂和对立。

相对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各国内部不同族群的矛盾更深、潜在危险更大。因为一国内部的族群相互接触更多,基于信仰和利益的矛盾更直接,历史积怨更大。在和平与秩序稳定时,还能维持表面和谐甚至“一家人”的表象。但当矛盾积累、政权不稳和秩序崩溃时,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突发、急剧恶化,暴力程度和规模螺旋上升甚至陷入仇杀的恶性循环。

这时候,曾经和蔼的邻家大叔,可能突然变身刽子手,伤害日常会相互串门的异族妇孺;看起来淳朴善良的少年,可能对玩伴举起屠刀。历史学家扬·T·格罗斯的《邻人》,就描述二战期间波兰人对世代为邻的波兰犹太人的屠杀。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杀戮、印度尼西亚土著对华人的屠杀、乌克兰东部乌族和俄族兵戎相见,都见证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

所以,波黑内战和斯雷布雷尼察屠杀这样的悲剧,在世界各地尤其民族关系紧张、历史积怨深的国家发生的风险尤其高。当年南斯拉夫内战和解体的原因,在于强人铁托及执政党把精力集中于自身统治,对政权存续及民族政策太过自负,不仅未积极防范不难预料的解体和内战可能,甚至若干政策还加剧族群隔阂,为后来的悲剧埋下祸根。

只依靠高压和控制掩盖民族矛盾和冲突风险,难以长久且会埋下隐患,想仅凭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维持和谐,也是治标不治本。尊重和保障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权利尊严,发展和做大经济蛋糕,并平等对待各民族,才有可能让国家长期安定和平。

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很棘手的问题。无论欺凌少数和弱势民族,还是过分针对多数民族和多数派,都会引发悲剧。如缅甸中央大缅族主义政策,加剧少数民族离心和割据;斯里兰卡少数派淡米尔人被边缘化导致多年内战。南斯拉夫的悲剧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人口最多的塞族针对过甚,触发反弹;卢旺达大屠杀也与比利时殖民者扶植少数派图西族,针对多数派胡图族引发怨愤有关。

现实中,民族政策“一碗水端平”并不容易,往往顾此失彼。弱化族群认同,强化公民认同,以公民意识压倒民族意识,并形成对国家及国族的忠诚超过对具体民族的效忠,如美国、巴西等国的路径,更值得效仿。不过,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下,提倡公民权利往往不如基于族群的身份政治更有吸引力和动员力。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以及苏联相对和平的解体,也给了解决民族问题另一个思路,即尊重各民族意愿,通过民主自决方式和平分家,而不再为了统一宁愿发生内战和屠杀。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保持和平、不要流血、尊重各族群自主意愿,胜过不惜代价维持的高压统一。

族群关系及族群矛盾错综复杂,很难有更多好的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每个国家都不可低估族群矛盾,以及再发生大规模种族屠杀的风险。姆拉迪奇去世的消息公布后,X等社交平台上一些反穆斯林的人表达对他的赞美,把他美化和英雄化,佐证警惕的必要性。姆拉迪奇的去世,不应视为残酷历史就此勾销的象征,而应作为又一记警钟,提醒重新丛林化的今日世界,对民族问题必须未雨绸缪,以免悲剧在未来更多地方重演。

作者是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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