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世代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靠的不单是雄厚的财富或强大的军事实力，更在于它赋予生于他国的有志之士，逆转“出生地彩票”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针对国际学生的新签证政策，尽管仅仅被宣称为一项技术性的行政调整，却预示着美国正在逐步背离这一标志性理念。
通过用固定期限的入境许可，取代沿用已久的“身份有效期”框架，并对延期和继续就读制定更严格的规则，这一政策使得赴美求学，乃至最终在美国成家立业的道路，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许多评论者将关注点集中在这一变化对高校、科研和创新的影响上。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但可能夸大它的直接后果。最优秀的学生仍会找到来美国的途径，顶尖大学将继续招揽他们，雇主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担保。这项政策虽然增加费用并带来不确定性，但并未完全关闭大门。
这一变化所传递的信号性影响则更为深远。普通留学生——不是那些收到多所顶尖学府录取通知的佼佼者，而是那些有志于借助教育为自身开辟更美好未来之路的年轻人——的权衡会因此变化。每一项新增的行政障碍、每一点增加的不确定性，以及每一个表明外国人不再受欢迎的信号，都会抑制申请意愿。
这一转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经济现实的变化。数十年来，国际学生一直担任着研究助理、助教和实验室研究员等关键角色，随后进入急需高技能员工的科技公司及其他行业。随着人工智能开始自动处理其中部分任务，以及雇主预见到未来对入门级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将减少，引进外国人才的经济激励因素可能会有所减弱。
这一转变会否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广泛，仍有待观察。各国政府基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化而更愿意限制高技能移民，也不是意外之事。但即使这种解读是正确的，也忽略历史上使美国作为“机会之国”而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
发达经济体中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争论，通常聚焦于国内差距：进步派强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保守派则指出由去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的地域不平等。尽管这两方面的关切都很重要，但与仅仅因为出生在某个国家这一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一个出生在索马里的孩子所拥有的机会，与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所拥有的机会，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今天出生在阿富汗的女孩所面临的障碍，是一个拥有相同天赋却出生在瑞典的女孩极不可能遇到的。这些差距远比那些主导富裕国家政治辩论的许多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
然而，政治哲学却普遍将国家边境视为在道德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界限。就连罗尔斯（John Rawls）——他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理论，已成为思考正义问题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也未能将这一原则延伸至国家之间。如果你恰好出生在一个机会匮乏的地方，这种不幸的劣势，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分配正义的范畴之外。
美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个重要例外，这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因为开放符合自身利益。这个国家欢迎愿意努力工作、创办企业、求学、创新并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人，结果使移民和美国本身都能有所受益。
这并不是要美化“美国梦”。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切蒂（Raj Chetty）的研究显示，一个孩子的前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在美国何处长大。在经济学家阿布拉米茨基（Ran Abramitzky）和布斯坦（Leah Boustan）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遍地黄金》（Streets of Gold）中，他们指出，经典的白手起家式移民故事，往往跨越数代而非仅在单个生命周期内实现。许多移民仍处于贫困状态；真正攀上经济阶梯的，其实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但这些发现进一步印证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观点：第一代移民或许未必总是能过上富裕生活，但移民父母为后代提供在原籍国无法想象的机会。“美国梦”从来都不是成功的保证，而是对“成功是可能的”这一特质的保证。
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分布并不均衡：家庭背景、居住社区、学校以及社交网络，都会影响个人能否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机会。但这总比全球数百万人的处境要好，他们的机会不仅受困于环境，更受制于无法跨越的国界。
这种可能性也使美国有别于许多自诩秉承平等与社会正义理念，却维持更严格移民制度的富裕社会。美国的开放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动机也并非仅仅出于慷慨。这是一种开明的自利行为，只是恰巧也消除世界上最深重的不平等形式之一。
如果孤立来看，新签证政策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但作为更广泛开放政策倒退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个曾因向众多有抱负的外来者提供改变人生机会而闻名的国家，如今已不那么愿意这么做了。这不仅标志着移民政策的转变，更是在抛弃一项美国力量的关键来源。
作者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主编，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America Is Closing the Door on Opportunity—a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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