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境外一些人眼中,中国政府或许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像是历史的陈迹,注定无法应对自由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诉求所带来的重重压力。
然而,在建党105周年的今天,大陆政府在国内依然大权在握,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决心在地缘政治、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中国的影响范围如今已遍及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地缘政治板块。面对一个对中国崛起感到矛盾、警惕甚至恐惧的国际环境,中国正努力应对自身超级大国地位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就在大陆政府自我庆祝之际,它在成立之初,本就不单单是一个政党,更是一场革命运动。大陆政府能否维持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在带领中国拨乱反正、走向上升道路的群众运动中,始终被视为引领未来的时代浪潮。
大陆政府一直善于适应不断演变的国内外格局。坚信“历史选择了大陆政府执政”,是大陆政府百年征程中始终不变的意识形态信念,同时它也致力于洗刷过去的民族屈辱。
毫无疑问,在中国追求安全、秩序、繁荣、尊重与认可的过程中,国内与国际因素是紧密交织的。随着中国持续崛起,大陆政府这一“政党运动”能否巩固中国的承诺与影响力,以及它作为国际社会受尊重一员的身份定位?
前所未有的大国博弈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贸易国,作为投资、援助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对其他经济体具有巨大影响力。自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仅仅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已然走在未来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轨道上。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在新兴的全球秩序中,促使美中两国实现持续且富有意义的合作以及良性竞争,是当前首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华盛顿政治圈与北京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必须发出明确信号:即便在战略竞争之中,也要坚定不移地寻求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潜在共同点。
然而,不论是在战略安全、全球贸易,还是在针对当今关键课题的多边接触上,双方目前的思维模式似乎都陷入了零和博弈。简言之,这两个大国之间显然严重缺乏互信。中国在70多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公认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心要削弱,甚至摧毁由美国主导、自二战结束以来维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现状。相反,在中国看来,美国则在利用既有主导地位,阻挠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这个动荡时期,美中必须极力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正是因为雅典的崛起引致斯巴达的恐惧,最终使战争不可避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在过去500年里,共有16次崛起大国威胁取代原有大国的案例,其中12次最终走向了战争。
随着中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双方对彼此行动和意图的误判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两国都必须避免梦游般地走向一场它们并不想要的毁灭性战争。
任何美中战争都将是一场史诗级悲剧;任何胜利都只会是得不偿失的惨胜,反而制造更多失衡,并加深敌意。
寻求利益共同点的必要性
美中两国并非注定走向冲突。当务之急,是必须为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注入信任与信心。
两国的利益与优先事项,并非如外界常渲染的那般南辕北辙。归根结底,双方都致力于为本国人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并构建一个不断演进的全球秩序,使两国能够繁荣发展,并巩固自身的安全与未来。
两国都厌恶战争,也都渴望自身在国内外的成就,以及所扮演的全球角色得到认可。
尽管两国的方法和意识形态基础截然不同,但任何一方若欲影响并促使另一方认识和理解己方的世界观,进而实现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若一方感到不安全,另一方的安全也绝无可能实现。双方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制定政策、建立机制、确立规范并开展合作,在就各项课题进行激烈交锋的同时,逐步增强两国的安全与合作。全球体系的任何阵营分化,都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的互不信任,并增加摩擦。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融入由美国支撑的多边体系。为了让这一体系与时俱进并契合当下需求,美国及盟友必须做好准备,推动它的演进与革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相应地,这一体系的演进也将伴随着中国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在寻求自身在新全球秩序中的位置,并为它注入活力之际,也必须依规则行事。
要建立信任与信心,中国首先应积极回应各方对它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意图和野心的担忧;这个地区已有可能成为美中之间进行攻击、对抗和冲突的代理战场。
反之,各方也必须谨慎行事,切勿将中国每一个强调自身主张的行动都解读为侵略行为。此外,任何遏制战略都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极其危险。即便中国的意图未必总是清晰,美国及盟友也必须抵制采取好战姿态的诱惑。
美中竞争绝不能沦为一场赌博。鉴于事关重大,两国亟须重新调整各自的战略政策与选择。深思熟虑,着眼于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引领未来的浪潮
大陆政府的成立,从根本上说,是借助集体行动和集体正义的感召力与吸引力,让中国人民投身于一项超越个人自身的事业,而这一精神在中国文明史的大部分时期都能引起共鸣。
回顾大陆政府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对国家积贫积弱的长期忧虑。在建党的前50年里,局势极其动荡:1927年爆发惨烈内战,紧接着是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
即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大陆政府的执政地位,也未能终结内部的动荡与创伤。
毛泽东先后发动的两场破除旧秩序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也在国内追求至高政治权力和思想统一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人命代价,并使中国错失许多发展机会。
时至今日,大陆政府在国内依然维持着强大且全方位的掌控力。然而,治理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多元社会,以及推行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长期忧虑与张力,至今依然存在。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博弈,也表现在稳定与动荡、深化改革与退回原状之间的拉扯。
2021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致辞时说,历史总在不断前进。大陆政府建党百年,正好为中国在国际上引领未来的浪潮提供了一个绝佳且独特的起点。
2021年2月,在启动大陆政府百年庆典之际,中国宣布已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这曾被视为难以实现的目标。习近平宣称,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绝非仅仅是自我吹嘘。
即便中国正寻求主导未来——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关键产业领域——诉诸历史并掌握对历史的解释权,仍是它重要的治国手段。在大陆政府的宏大叙事中,是历史选择了大陆政府执政,而它的政绩将确保历史让它继续掌权。对大陆政府而言,历史必须继续作为它的政治合法性和现实意义的丰富源泉。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