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于3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晶片安全法案》,核心目标不仅在于加强对全球晶片供应链的管控,更意在持续加码对华晶片针对,以遏制中国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AI)及国防等战略产业上的突破。紧接着,美国两党又于4月迅速推出《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MATCH Act),明确禁止向中国出口深紫外(DUV)光刻机——晶片制造过程中最核心的设备之一。这两项科技领域法案,构成一条从设计到制造的技术封锁链。
在金融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7月签署的俗称《天才法案》(GENIUS Act)的稳定币法案,将于2027年1月生效,核心目标是为运行在区块链上的“数码美元”(即美元稳定币)建立一套美国主导的标准与监管框架。这意味着,在数码经济的支付底层,美国正抢先确立管辖权。法案通过对稳定币发行方施加严格监管,以确保数码美元的信誉与币值稳定。
如果仅仅将美国近期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密集动作,视为中美大国博弈的短期策略,可能低估深层次战略意图。实际上,一个更为宏大的战略构想正在成形:美国正试图利用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双重优势,构建一个以数码技术为核心、覆盖“晶片—算力—支付”全链条的数码价值链闭环体系。这便是算力美元战略的底层逻辑。
美国的战略重心已不再是简单维系旧有秩序,而是在数码时代构筑一套全新的闭环体系,将美元主导权从传统的石油贸易,延伸至未来的数码经济疆域。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在未来数码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算力(涵盖AI晶片、云计算、大模型等基础设施)。美国的目标是,让全球所有希望获取这些关键算力资源的国家或个人,都必须使用美元稳定币结算。这相当于在数码经济领域,以算力为锚定物,构建一个新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前,基于算力驱动的智能体电商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它使AI从辅助工具进化为能够自主行动的数码代理人。智能体不仅能帮助用户查找商品,更能代表用户完成从比价、下单到支付的全过程。在这一闭环中,稳定币正逐步成为智能体电商实现“机器对机器”(M2M)自主支付的关键基础设施。可以说,算力与稳定币之间在形成深度互补与融合的共生关系。
从市场数据来看,这一趋势已初具规模。据数据分析平台统计,2024年全球稳定币交易量达27.6万亿美元,2025年激增至33万亿美元以上,已超越威士和万事达两大信用卡公司的交易规模。
其中,美元稳定币USDT和USDC主导市场,合计占据超过90%的稳定币交易份额。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天才法案》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必须为每一枚稳定币,持有100%的美元或短期美国国债等优质流动性资产作为准备金。花旗银行研究院与风险投资公司Tagus Capital联合研究预测,到2030年,稳定币发行方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超过目前任何一个主权债权国。这意味着,稳定币发行方正在悄然成为美国国债的新增核心买家。
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是,由独立组织Open Standard联盟于6月30日宣布推出的创新型美元稳定币基础设施——Open USD(OUSD)。它定位为面向全球金融活动的共享稳定币网络,也是首个由各参与企业基于集体利益共同治理,而非由单一实体掌控的稳定币项目(与USDT、USDC形成显著差异),旨在增强市场对稳定币发行方管理美元储备的信心。
硅谷华尔街五角大楼深度协同
目前,已有包括贝莱德、纽约梅隆银行、渣打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澳大利亚国家银行、星展银行、谷歌、IBM及开源公链平台Solana在内的140余家公司,签约成为OUSD合作伙伴。
更具象征意义的最新动态是,在9月1日,高盛、美国银行、花旗、德意志银行、瑞银等21家传统金融巨头罕见结盟,宣布将于2027年联合推出美元稳定币。这表明,华尔街已全面加入算力美元的体系共建。
同样支撑这一宏大战略的,是美国硅谷、华尔街与五角大楼三位一体的深度协同。像SpaceX和Palantir(开发Maven智能作战系统)这样的科技公司,不仅是最具盈利能力的商业实体,更已深度嵌入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成为技术霸权的直接延伸。
回顾历史,黄金美元体系因海外美元持续增长,导致各国对美国黄金储备能否足额兑付的信任不断削弱,最终体系崩溃。石油美元体系近年来也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的爆发使海湾国家意识到,美国的军事存在非但未能带来稳定,反而使关键能源设施暴露在打击风险之下,直接动摇“安全换美元”这一地缘政治契约的根基。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产油国在经济引力驱动下产生更强的多元化结算意愿,石油美元地位开始松动。
但与石油这一单一战略商品不同,算力美元所依托的数码经济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庞大网络,美国恰好在网络中占据诸多关键节点:AI晶片与图形处理器(GPU)生态、AI模型与软件、数据中心、操作系统与开发者生态、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美元支付清算网络,以及稳定币监管与发行体系等。由此可见,美元正在从能源结算货币,逐步向全球数码经济的计价、融资与结算货币演进。这一转型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与制度支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