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今年正式步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公民占比超过21%。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同时，居民整体生育率在2025年下降至0.87的新低，面临双重窘境。尽管2024年是被华人家庭视为吉祥的龙年，整体生育率还是首次跌破1，颠覆过去龙年新生儿数量增加的周期。
新加坡并非孤例，许多亚洲社会整体生育率的“底线竞赛”也迭创新低。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于今年5月在一个以低生育率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提及新加坡家庭在生育课题上面对的两个障碍。第一是经济层面的约束，包括须承担大笔育儿费用，第二是社会对性别角色规范的约束，妻子须承担照顾家庭和育儿的繁重责任。
是否要生孩子，年轻人也常犹豫和纠结在两个问题上：其一，能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开销吗？其二，为人父母后，能够教育和给孩子带来安稳的生活环境吗？
已婚的年轻夫妇在职场上拼搏，往往因工作时间长，很难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他们常为了追求人生和事业目标，选择放弃或搁置想生孩子的念头。生育决策不只是家庭内部时间分配的问题，夫妻双方必须通过协调，相互支持、鼓励与陪伴，增进彼此感情。当双方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减少共处时间时，不仅会削弱情感互动，也会减少共同商议家庭事务的机会，影响生育意愿和决策。
实证研究
在我们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佩萱副教授合著的研究论文中，实证发现，更好地协调家庭和工作地点之间的通勤，能够让夫妻有更多相处时间，和增进彼此间的感情，提高可能生育孩子的概率。
我们使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在2005年至2012年间收集的家庭动态调查数据（PSFD），这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全面纵向追踪调查，包含家庭结构、劳动力供应和人口统计结果的详细信息。我们以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简称DiD）的实验设计，利用于2007年台湾高速铁路开通，来测试缩短通勤时间对两组家庭的影响。第一组为夫妻个别在不同城市居住和工作的实验组家庭，第二组为夫妻在同一城市居住和工作的对照组家庭。
因工作原因而长期分隔两地的夫妻，见面和相处时间相对有限，家庭事务与日常生活的协调也更加复杂。长期处于聚少离多状态，不仅不利于家庭规划，也会削弱夫妻的情感交流与共同决策能力，降低生育可能性。在高铁开通后，通勤时间缩短，对两组家庭的生育率有着显著的干预效应。
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实验组夫妇的生育率较对照组上升12.9个百分点。高铁不仅是城市间重要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出行便利，减少跨城市通勤时间，也间接重塑生育选择，让异地工作和居住的家庭，能更好地分配时间、协调，以及维系夫妻感情，减少家庭摩擦，提高生育概率。
政策影响
在现今社会普遍面对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的实证结果反映平衡和协调工作与家庭时间的重要性。以下是三个可能影响生育的对策。
首先，新加坡国土面积小，除非夫妻一方在海外工作，长期分居两地的情况并不普遍。因此，扩充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网络，不仅有助于推进去中心化发展策略，增加区域中心内的办公楼和商业空间，也能拉近工作地点与住家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减少通勤时间。同时，在邻里规划中，应配置更多靠近住家的娱乐、购物和休闲设施，营造更具亲家庭导向的生活环境，让夫妻有更多机会共度高质量时光、增进感情，并催促更多夫妻考量生育计划。
其次，育儿责任重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网络的支持，有助于缓解年轻夫妻对生育和养育的恐惧与犹豫。与父母、岳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同住，或居住在邻近社区，不仅能在夫妻须要处理工作事务时提供托儿支持，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同时，长辈的陪伴与经验也有助于向子孙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第三，优先获得住房配给，也可鼓励年轻夫妇提早规划家庭和做出生育决策。建屋发展局可预留较大房型，包括五房式和三代同堂组屋，以支持拥有多成员的家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并便利希望靠近父母居住的家庭。建屋局目前有其他优先计划，首次购屋者（家长与夫妻）优先组别（First-Timer（Parents and Married Couples））、家庭与育儿优先配屋计划（Family and Parenthood Priority Scheme）、家庭互助计划（Family Care Scheme），以及第三胎优先购屋计划（Third Child Priority Scheme）等，帮助有孩子的家庭优先获得组屋分配。
生育率下降是紧迫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一举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案。政府若仅依靠津贴和奖励措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不仅能缩短通勤时间，更能通过改善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协调与互动，增加家庭凝聚时间，帮助减少家庭生活摩擦。
我们从实证结果得到的启发是，在理解生育问题时，不能忽视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空间安排，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家庭时间的协调，都是影响并鼓励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
作者蔡耀辉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程天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系教务长讲座教授。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所属大学和隶属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