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不久前当选总统的藤森庆子7月28日宣誓就职。藤森治下的秘鲁是拉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其政权在1992年以自我政变的方式将民选政府转向威权统治。
2000年11月，藤森因深陷国内丑闻，在出席文莱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之后转往日本并滞留不归，后被引渡回秘鲁。2009年，秘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绑架、谋杀、反人类罪判处其25年有期徒刑，历史定性已落槌。
按常理，父辈的威权历史会成为后代从政的负面资产，尤其是在民主体制下。然而，藤森庆子显然没有受到父亲太多负面影响。从比较视野来看，她的经历并不空前，也不绝后。在她前面的案例有韩国的朴槿惠和菲律宾的小马可斯；而她的经历似乎也启发和鼓舞着后来者，就在7月25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正式开启10月巴西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威权者之子女不但没有受到父辈威权遗产的诅咒，反而成功当选？
表面看来，上述案例皆可归入家族政治（dynastic politics）范畴。家族政治可以发生在代际（如父子、爷孙）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辈（如兄弟、夫妻）之间。学术界曾认为，家族政治会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而衰落，最终被一种更为普遍而现代的政治组织——政党所取代。吊诡的是，家族政治并未消失。
家族政治为何能在现代政治中存续，通常的解释是出身于政治世家的政治人物具有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包括家庭政治声誉、家庭文化资本、政治关系网络、优秀的遗传基因（如外貌和气质）等。这些资源优势极易转化为选举优势，因此出身政治家族的政治新人更容易获得选举提名。如中国学者王红生与印度学者B.辛格发现，在民主体制下，尼赫鲁家族长盛不衰的原因与民主制度关系不大，而在于尼赫鲁家族在事实上具有的选举优势：“第一，尼赫鲁家族在印度具有最高的知名度，自然占有选举上的优势；第二，尼赫鲁家族几代人为印度独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印度人民中具有崇高威信，而国大党在独立后日趋衰败，面临各种势力的严峻挑战，不得不更加依靠尼赫鲁家族成员。”（《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藤森庆子与朴槿惠、小马可斯三个案例的成功，不能用家族政治来简单解释。因为家族政治通常将家族政治声誉作为后代竞选红利，但三人实际上背负着的威权遗产显然是负面的。
他们三人的共同点在于，背后都站着一位具有威权统治经历的父亲。1990年，藤森意外当选秘鲁总统，靠“藤森经济学”稳住经济，又在1992年抓捕了左翼游击队头目，一时间成了秘鲁人眼中的救世主。但同一年，他也露出另一副面孔：带着武装军人闯进国会，宣布解散议会、改组司法，把民选政府变成一言堂。后来的审判还原那段历史，他的秘密敢死队在大学宿舍杀人、制造恐怖。2009年，法院以绑架、谋杀、践踏人权罪判处其25年有期徒刑。
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文人政府，开启长期威权统治。国会被解散，政党被取缔，报刊被查封。他一手打造的中央情报部，成了悬在异见者头上的利剑。他在1972年发起“10月维新”，取消总统连任限制、改为间接选举，自任终身总统。
1972年，马可斯总统为了保住自己权位，宣布实施军管法。媒体被接管，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二世被投进大牢。在那漫长的14年里，家族敛财数十亿美元，直到1983年阿基诺二世回国在机场遇刺，才引爆人民力量革命。之后，马可斯携带巨额现金和无数骂名流亡夏威夷。
选民怀旧还是健忘？
由此产生的问题很值得琢磨。如果父亲所创造的威权体制没有变，子女能够“当选”并不稀奇，这可被视为威权体制下的家族继承。威权体制下的选举，或流于形式，或充满操作，选民则在诱惑或恐惧之下投票。但这几个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国家的威权统治已被推翻，实现民主化。在选举自由公正的前提下，背负父辈负面资产的二代们却能成功当选，就很值得研究。
有学者认为，这是威权怀旧（authoritarian nostalgia）造成的，经历过威权统治并向民主转型的社会中，民众对威权时期会留下选择性怀念情绪。其实，民众不是真的想恢复独裁，而是把那段历史里的“秩序、稳定、经济增长”美化，用来表达对当下民主政府的不满。
然而，怀旧之所以能被如此大规模调动，前提是“民主疲惫”的普遍蔓延。威权怀旧往往与民主体制的绩效失灵有关。秘鲁10年换了九任总统，政局动荡到连基本治理都无法维持；菲律宾在后人民力量革命时代未能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富分化，底层在温饱线上挣扎；韩国在民主化后虽实现自由，却陷入财阀主导、青年绝望的内卷泥潭。正是这种“民主的无能”，为藤森庆子们提供了最肥沃的竞选土壤。
更关键的是，威权怀旧往往不是怀念威权，而是怀念强国家。突尼斯转型后有人怀念本·阿里，不是想回到警察国家，是受不了停电断水的日常；博索纳罗支持者刻意神化1964年政变，实则是挪用军政府的威权符号，为当下撕裂的民意寻找一个想象的最大公约数。怀旧者要的不是独裁回归，是一种被许诺过、后来断裂的国家在场感：出事有人管，涨价有人压，边界有人守。
所以藤森庆子们赢，不是选民得了健忘症，也不是想重回回归威权统治。藤森庆子们把父辈威权统治中“强国家”那一层叙事提取出来，重塑为选举品牌。而这种叙事，恰恰满足了选民对秩序与繁荣的强烈需求。它也提醒人们，威权遗产之所以不成负担，是因为怀旧本身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标准，永远由当下的危机来定。
作者张建伟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蒋乐怡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