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在中国南方城市生活39年、在新加坡生活了32年的移民，也算《联合早报》长期的忠实读者。第一个身份让我7月17日看了华语版的《给阿嬷的情书》；第二个身份让我在看完电影后，愿意花不少时间去整理和重读《联合早报》到6月底为止提及《给阿嬷的情书》的所有110篇文章（5月份15篇，6月份95篇）。
我在重读这些文章并把它们归类整理为消息报道、与本地历史有关的回忆和各种评论的期间，产生愿望并在7月24日再去看了一次潮语原音版，确实感到原音版更真实；但观看两个版本电影，我对影片中情义的感动都是相同的。
至于我重读110篇文章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老一代人回忆自己家庭经历过的“侨批”故事。我做这一系列事情的原因，只是想全面地给自己补一堂新加坡老一代移民在这里怎样生活和扎根的历史课，就像2022年6月5日我参加在百胜楼举行的《好想跟你唱新谣》以后，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学唱新谣歌曲，同时查阅资料，补上新谣在新加坡转型历史中产生的背景和影响的那一堂历史课一样。
下面，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对《给阿嬷的情书》讨论中涉及的主要两类课题的看法：方言课题以及移民的身份认同课题。
方言课题涉及讲华语运动，也涉及老一辈移民的历史情感。与讲华语运动的关系，是否会对运动的效果产生冲突，这是我整理的各种评论中讨论最多的。我的看法和绝大多数评论一致，大家去看这部电影，主要是想在回顾这段心酸的历史中，感受情义的价值，而不是要以此来挑战讲华语运动，即使年轻一代也不会在看了电影后舍弃华语，就像他们观看日语片和韩语片一样。
但方言电影对老一代人的价值更大，我比较两次看电影的观察，一是看潮语原音版的观众，大多数是老年人，有的还行动不变，须要坐轮椅，这是和看华语版电影发现的最大不同。
二是从电影产生的共鸣和反应看，潮语原音版给这些老年人的感受是巨大的；三是电影结束后，无论是华语版还是潮语原音版，很多老年人还坐在戏院里久久不愿离去，也许他们比年轻人更深地沉浸在电影情节之中，需要时间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因此，我认为放宽方言电影的限制既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也是对他们的贡献的承认和感谢。面对超老龄化社会，我们对乐龄设施的建设和医疗保健的设计，不也是遵循这样的考量吗？
移民的身份认同课题，涉及是否会让观众在看了电影后，产生对电影背景所在国的认同，和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同意华文媒体集团副社长韩咏梅6月13日文章《后真相时代看〈给阿嬷的情书〉》中提出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不容混淆”的观点。
就以我这样在出生国生活更久的新移民为例，在看了电影后，会影响我入籍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吗？正如韩咏梅文章最后所说的，“走出电影院，你还是你，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公民”。这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在两个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生活过的比较，也有我们下一代在新加坡“安心做好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出生国同龄人的比较；特别是三年冠病疫情期间，见证了两国不同的处理方式，“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因此，我们清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可能因为看了一场电影就会改变。至于乡念，那是勾起我们童年的回忆，以及对还在那里的亲人的自然感情，但“此心安处是吾乡”，却给了我们更深的“落地生根”的理由。
因此，我认为新加坡政府允许这部电影的放映，反映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也是对新加坡人民，包括对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的思考能力和判断的自信，值得点赞。至于担心允许这部电影的发行，是否会落入别人的政治认同中去，实际上，对任何事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国家都有根据自身利益的叙事方式和框架，这是当今世界见怪不怪的事实。但我们不能跟随别人的叙事方式去“选边站”，而是须要根据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来做决定。从电影在新加坡放映几周内突破300万元的票房事实，说明它深受欢迎。
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和不同年龄的人，也包括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能从中受益，引入这样的电影是符合新加坡人民需要的。“阿公阿嫲的心声，被听到了。他们发给官方的情书，有了回应。”
作者是退休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