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耀:AI之争,争的不只是技术

当全球都把人工智能(AI)竞争理解为晶片、算力和大模型之争时,另一场竞争其实早已悄然展开——那就是围绕AI治理的话语竞争。

国际规则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无论是贸易、气候变化,还是网络安全,每一套国际规则的形成,都经历一个共同过程:先有概念,再有共识,最后才形成规范。AI的发展亦是如此。

谁能够率先定义什么是安全、可信、开放或负责任的AI,谁就更有机会影响未来国际规则的方向。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校准智能向善航向,共筑普惠包容未来》的评论文章,提出AI不应采取“石油思维”,而应秉持“流水思维”。文章认为,AI不应像石油一样成为少数国家垄断的战略资源,而应像水一样流动共享,惠及更多国家和社会。

无论是否认同这一论述,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篇评论所反映的,不只是中国对于AI发展的立场,而是各主要国家已开始围绕AI治理展开话语竞争。

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强调AI关乎国家安全、科技领导地位以及供应链竞争;欧盟则通过《人工智能法案》(AI Act),将风险管理、人权保障与企业责任置于治理核心;中国近年的论述,则更强调开放合作、普惠共享以及全球共同发展。

表面上,各方讨论的是AI;实际上,各方争夺的是国际社会对于AI治理的理解与认同。

这也是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大国竞争,从来不仅发生在军事、经济或科技实力层面,也发生在概念、价值和规范的塑造。今天国际社会讨论的“数码主权”“可信AI”“数据安全”“负责任创新”等概念,本身就是不同国家不断竞争、协商与塑造后的结果。

换句话说,AI的竞争,已经不只是技术竞争,更是规则竞争;规则竞争的起点,则是话语竞争。

不同的叙事,也意味着不同的治理逻辑。

如果把AI视为“石油”,重点自然落在资源控制、技术封锁和战略优势;如果把AI理解为“流水”,则更强调开放共享、跨境合作和共同发展。

这些比喻看似只是修辞,却深刻影响各国对于AI治理的政策选择,也决定未来国际合作将建立在怎样的价值基础之上。

对于新加坡而言,这场竞争尤其值得关注。

作为高度依赖国际贸易、数码经济与国际合作的小型开放国家,新加坡最大的利益,并不在于哪一种AI模型最终胜出,而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维持开放、互信和互操作的治理环境。

近年来,新加坡陆续推出AI监管模式框架、AI治理测试框架和工具箱(AI Verify),以及今年初发布的代理式AI监管框架,正体现另一种治理思路:与其争夺治理的话语主导权,不如推动各方建立一套能够落实、能够互信,也能够互相衔接的治理框架。

这种思维,其实也延续新加坡一贯的外交传统。

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从来不是建立在市场规模或科技实力之上,而是在于能够扮演可信赖的桥梁角色,协助不同国家建立共识、推动合作,并把原则转化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实践。

随着AI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这种桥梁角色或许会变得更加重要。

不少人将未来AI竞争视为中美之间的科技竞赛,但现实可能远比二元对立更复杂。包括亚细安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希望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保留与各方合作的空间,在促进创新、保障安全与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

国际治理从来不是先有规则,再有共识,而是先有叙事,再有共识,最后才形成规则。

今天,各国争夺的不只是AI技术,更是谁能够定义AI的未来发展方向。

对于新加坡而言,我们未必拥有最大的AI模型,也未必拥有最强大的算力,但如果能够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协助不同治理理念之间建立共同语言、累积互信,并促进国际合作,这或许正是新加坡在AI时代最重要的国际贡献。

作者是数码策略传播顾问、新加坡管理大学兼任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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