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极具鲜明个性的领导人。从1993年任职国务院副总理并实际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到2003年从总理岗位退休，再到今天见证着中国初步实现国力复兴而离开这个世界，他领导下所推行改革的得与失、功与过，是客观总结改革开放历史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剧摸索中转型的时期。朱镕基以强硬、果断的鲜明个性和人格魅力，强化他的符号特征。他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中，受邓小平钦点接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肩负起领导经济改革的重任，开始处理当时极为棘手的国企三角债问题，并迅速取得成效，成为他最值得肯定的早期贡献之一。1990年代初，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资金链条严重堵塞，经济运行因此陷入恶性循环。朱镕基采取强力措施清理债务、整顿金融秩序，对恢复企业资金周转和稳定宏观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分税制改革是朱镕基改革生涯中最重要的制度性贡献之一。它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明显提高，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再分配能力，为后来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财政基础。这一改革当然也产生一些副作用，即地方政府财权相对收缩而事权并未同步减少，后来地方财政压力、土地财政以及房地产发展模式，都可以从这一制度变化中找到重要的历史背景。这些副作用，客观讲，是鱼与熊掌的辩证问题，对于中国这样国情非常复杂的国家，税制改革前，广东等沿海省份财力雄厚，中央和中西部地区财政不足的矛盾，才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通过这段时间的整顿，逐渐摸清经济宏观调控机制，是朱镕基功在千秋的贡献。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这一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浦东迅速发展成重要的金融、贸易和现代产业中心，对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开放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巩固上海的战略定位和引领作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朱镕基任内的重要事件。加入世贸使中国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迫使中国企业接受国际市场规则和竞争。此后，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外贸规模大幅增长。
此外，朱镕基时期还进行金融整顿、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对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他的效率至上主义、对市场化的痴迷，加上个性的果断甚至武断，在前期改革成功带来了自信，在总理任期内的改革举措则有重大失策，留下至今仍在影响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并让广大百姓承受巨大的代价。
朱镕基时代对中下层百姓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是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领域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在原有体制下，教育、医疗虽然效率不高，却承担相当程度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改革有了民众支持的社会基础。市场化改革后，特别是医疗费用和基础教育费用快速上涨，使普通家庭的生活负担明显增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日益普遍。市场经济理念削弱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要素，为中国社会的稳定、执政党的威望，埋下地雷。其中，国企工人草率地大规模下岗、国企私有化改制，是最具破坏性的两大经济改革举措。
最具破坏性的两大改革举措
为了提高国企效率、摆脱亏损企业对财政和银行体系的拖累，大量国企职工被迫离职。对宏观经济而言，这可能是一种“减负”，但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而言，却可能意味着收入、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社会身份同时发生变化，而政府并没有为此设置有效的退出保障机制。这几千万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拿着微薄薪水的下岗工人家庭，迅速沦为社会底层，生活困苦不堪。
更值得争议的是国企改制。一些长期经营困难、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本身并无不可；问题在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国企和乡镇集体企业，包括部分原本具有盈利能力和较好资产基础的企业，被低价出售、承包或者改制给个人。当时没人买得起企业，很多都是剥离债务后，将企业产权免费送给国企领导，有些企业甚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勒紧裤腰带建立的国企。
这一改革不仅造成巨量国有资产流失，也一夜之间创造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和巨富阶层。这个阶层强大而有资源，和政府官员有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比纯粹民营企业更有利于获取政策倾斜，也是官员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群体。
这种以公共资产改革为基础，形成私人资本的错误改革理念，拓展了一些优秀国企领导层和政府官员的胃口。那些没能改制为私有企业的国企管理层，则不甘心错过机会，以改革之名，巨量鲸吞国家财富，并成为一些国企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长期的手段。改制，成为国企头上的利剑。
朱镕基已远去，他的改革魄力和历史贡献，理应获得尊重，但教训也是深刻的。任何改革如果忽视对大多数人群的利益，甚至以牺牲弱势群体来成就特殊阶层的利益，且缺乏相对公平公正透明的机制保障，这样的改革，即便获得暂时的成功，也只可能是物质性成功，必将衍生出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影响到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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