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龄同学过世，一群许久没见面的朋友到治丧处悼念。有人惋惜同学英年早逝，没能安享儿孙福；有人则认为，同学生病已有一段时间，生前规划好身后事，也为女儿做了出国深造的安排，离世后还有不少朋友前来送别，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福分。甚至有人感叹，等到自己百年后，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到场道别。
话题自然地过渡到适时退休的勇气。尽管大家都已年过半百，也皆因同学早逝而意识到，余生应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但也有人坦言，过惯了不必每花一分一毫都反复盘算的日子，更担心不工作后每天无所事事，度日如年。
大约三年前提前退休的P，分享自己的经历：退休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不再受工作周而复始的规律束缚：不必再担心何时须准备部门或机构预算，何时要完成手上的工程项目，或何时得做商业提案。
退休初期最不习惯的，就是不再有固定收入，过去若偶尔有了不太必要的花费，还可以安慰自己“不久后又会有粮出”，无须过度自责；退休之后，这种心理缓冲便消失了。
前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谈话主题正是退休生活。他发现人们有时对退休抱有某种负面心态，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生活失去规律，也不再有要达成各种绩效指标（KPI）来推动自己勇往直前。
大半辈子在职场打拼的人，生理时钟与价值坐标早已被“规律”与“指标”定义。这些外在的规律和压力推动着一个人往前走；一旦这股推动力骤然消失，生活从忙碌进入“无重心”状态，许多人难免会感到无所适从。
退休初期的焦虑，表面上是不想无所事事或担心财务不再有保障，实则是必须重新面对自己，思考自身存在意义的畏惧。过去，名片上的头衔、每天被会议塞满的日程表、每个月按时到账的薪资，共同编织成一张安全的保护网。没有了头衔，不再须要对预算和项目负责，又该如何自我定义？
黄永宏对此给出极具启发性的答案——“重新拥有”从政前的生活。这位从政24年，担任国防部长长达14年的资深政治人物，在引退后并未急于加入任何组织机构的董事会，来填补时间的空白，而是选择到全岛各地的小贩中心寻觅平价美食，珍惜送孙子上学、看报、运动的平淡日常。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白自己始终是公众人物。既然无法完全逃离公众视线，与其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还不如大大方方透过社交媒体公开行踪，告诉所有人，他跟大家一样都是老饕，也都相信“民以食为天”。
许多人退休后，因为担心与社会脱节，往往急着用另一种忙碌来证明自己依然有价值。有些人会担任各种机构组织的顾问、加入董事会，黄永宏不愿为了填补某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架构，而贸然接受顾问或董事会职务。
他说：“我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也不相信自己还能在这方面取得多大进展。但如果你认为这能带来价值，那就去做。这一直是我奉行的原则：如果你认为它能带来价值，就去做。”
与其说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洒脱，不如说它是一种诚实面对自己真正要些什么的态度。
人过中年，不再需要外界的KPI来自我肯定，也不必为了填满某种“价值架构”而勉强自己。退休真正的勇气，在于重塑一种自主的生活规律。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选择同一种退休方式。有人喜欢清闲，有人享受继续贡献；有人向往小贩中心的美食，也有人乐于出书、四处演讲和分享心得，或在董事会里继续发光。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这是否出于自己的选择。
（作者是《联合早报》政治新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