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坛近期风起云涌，执政的希望联盟在经历沙巴、柔佛和森美兰等三场地方选举的挫败后，皆面对不同程度的后续冲击。兼任希盟主席的首相安华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在这几场州选大败，党内正陷入迷茫、低落的消极状态，安华之女努鲁依莎近日更是准备辞去署理主席，虽经党内挽留后已改为休假，但也进一步暴露出公正党最高领导层后继无人的困境。当然，这还没完，安华还须面对希盟实力最强的民主行动党12名正副部长随时退出内阁的压力。
幸好，民行党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以近乎一面倒的形势决定支持该党现有的五名正部长、七名副部长留任至任期结束，让安华最终放下心头大石。这个结果说明安华已顺利躲过一场潜在危机。要知道，如果民行党中央代表要求自家正副部长呈辞，安华面对的不仅仅是内阁须要重组的压力，而是团结政府现有的权力平衡将会完全失效，与其共组内阁的国民阵线和东马政党，将能够持续扩大影响力，导致安华的权力被盟党分散。
当然，这不意味着安华可以高枕无忧。首先，民行党本次代表大会虽然有近九成的出席代表支持留任，但出席率却只有52.1%，若以全体4264名合格代表作为基数，支持留在内阁的基层领袖仅占四成。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其一，部分早前主张退阁的代表，因为不愿承担退阁后可能诱发的政治后果，所以直接缺席；其二，民行党在大会召开前夕有透过评论、社媒贴文呼吁基层出席会议支持留阁，但出席率仍不如预期，反映地方领袖不卖中央领袖的账。
这两种形势说明，民行党内部对是否继续留在内阁与安华并肩作战，存在明显分歧。这是前所未见的，毕竟，该党与安华结盟的30多年里，不管是中央还是基层，都一律以安华家族领导的公正党马首是瞻，甚至还愿意让出最好的资源、更多的选区和更重要的官职，在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内阁部长的配额。拥有29个国会议席的公正党能获得九个正部长配额，而上届大选以40席优异成绩收官的民行党，部长配额却比公正党少了四个。
这种“轻火箭重蓝眼”的分配模式，同样出现在选区谈判、地方官职（县、市、镇议员）配额上，更重要的是，民行党过去在这方面未曾抱怨。原因不难理解，该党已将对方奉为精神领袖，再加上自觉难以被马来社群接受，所以它甘于屈居在安华与公正党之后，甚至还无条件接纳安华的大局观，在团结政府内与宿敌巫统合作。只不过，民行党对安华长期秉持的无条件信任，已随着它初步显现的内部分歧而不复以往。
当然，部分论者，包括民行党秘书长陆兆福并不认同这个说法。陆兆福在投票结束后曾经解释，非党选年的大会会议，出席率向来较低，而根据过往数据，这个刚刚过半的出席率已经算很高，因此所谓缺席者即是不满安华又不愿意表态者的说法是武断的。陆兆福的解释有其理据，因为民行党在2022年召开的大会会议提呈修订党章的动议时，出席率仅有三成，若以当时全体3672名合格代表为基数，投票支持修订党章的代表仅有17.2%，比本次大会更不堪。
不过，话说回来，2022年大会的投票动议，是为了配合联邦宪法第3号修订（俗称“反跳槽法”）的落地而展开的日常党章修定，代表们不出席情有可原；然而，本次大会的党内公投关乎民行党的前途、政府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此刻的民行党面对大量华印裔选票流失，生存危机初现，所以这场大会的重要性不亚于党选，不然中央领袖也不会在大会前夕开赴中、北马举办汇报会，并呼吁地方代表出席会议支持留阁。
一场关乎政党生存的代表大会，出席率竟然偏低，甚至还与2017年党选时的出席率相若，是很反常的。而且，从侧面来看，强烈主张退阁的地方代表，极可能是受到安华14日宣布废除《大专法令》的影响，才愿意放低姿态，改以缺席方式来让留阁动议通过得轻松一些。因此，民行党中央与地方领袖对安华政府的观感已出现严重分歧，兼任正副部长的中央领袖，日后在政府事务方面若面对任何问题，他们将会更难说服党员妥协，动员成本也会比过去更高。
另外，民行党基层对安华的态度也不复以往。民行党退阁派的核心主张，是团结政府改革不力，在沙、柔州选时，矛头同时指向安华与民行党籍正副部长，但在森州选后举行的大会里，安华成了唯一被代表们公开指责的对象。比如代表吉隆坡民行党出席会议的已故民行党元老卡巴星之女桑吉柯，就在投票前举行的辩论环节，直接要求党中央领袖重新检视与安华的关系，因为如今的安华非但未能凝聚联盟伙伴，反而还让巫统取得更大的政治空间。
其他有参与辩论的13名州与联邦直辖区代表，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安华，但也用了比较隐晦的方式指责安华领导不力，而且，这些基层对安华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发表的涉台言论，也表现得相当反感，这种种反应都表明，该党基层已经对安华的施政信心产生动摇。当然，民行党支持安华为首相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现状，但很明显，该党与安华的关系基础已经出现变化，往后决定这段关系的，不是安华还能许诺什么，而是他在任期结束前，究竟交得出什么。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拉曼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