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宗翰:九一八前夕,再谈中日之间

这个星期五(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事件发生地辽宁沈阳循例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每年响起的警报,都在提醒人们,日本侵华留下的伤痛并未随着岁月远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随即进攻北大营,揭开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序幕。这段历史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观感,也使两国的安全争议格外敏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九一八95周年前夕的一场中日跨党派交流,值得多些关注。

自民党众议员、前法务副大臣高村正大率领的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一行八人到访北京,星期一(9月14日)分别会晤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上的涉台答询引发中日关系恶化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首次派团访华。

双方愿意见面,说明仍有维持沟通的意愿。不过,从各自释出的会谈内容来看,彼此对于如何改善关系的想法还有明显差距。

中方重申高市的涉台言行是两国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高村则提出希望就日本侨民安全、对日军民两用商品出口管制及人员交流等具体议题保持对话。

中日关系摩擦已延续近10个月。日本曾殖民台湾,如今由现任首相谈论台海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北京的敏感与警惕并不难理解。东京在解释与调整本国安全政策时,确实需要顾及邻国的历史记忆。

然而,过去这段时间,北京的批判已从高市的个别言论扩大到日本的整体安全政策。日本推行的安全政策转型,在北京观感中是“新型军国主义”。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8月就曾以“突破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为题发表评论,批评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谋求远程打击能力,形同走上军事扩张的老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9月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再次形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奔袭而来的“灰犀牛”。

日本如何调整军备与安全策略,关乎周边国家的安全感,理应受到各方审视。九一八的历史也提醒人们,观察一个国家的走向,除了看它拥有多少武器,更要看它的决策机制以及社会如何看待战争。

战前日本军部势力扩张,主张理性协商的声音被边缘化。随着战争动员深入日常生活,民众接触的信息受限,对胜利的期待,遮蔽了对代价的估量。即使有人察觉危险,也未必能让决策者听见。

后人容易看清当年的错误,但当下身处其中的人,却可能相信国家别无选择,只要再坚持一下便能换来胜利。

其实,社会情绪越高涨时,审慎的声音尤其需要被听见。这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最值得反复思考之处。

今天各国重视安全、增强防卫能力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防卫实力的单向增长,往往无法直接消除彼此的不安全感。如果双方都将对方的举措视为挑衅并进行反击,只会造成敌意螺旋不断上升,让局势更加紧绷。

除高层互动外,民间情绪的疏导同样关键。

2024年苏州日本学童遇袭案中,校车引导员胡友平因阻止行凶而牺牲,却遭少数极端网民辱骂。

事后,中国官方肯定她的义举,网络平台也清理煽动对立的言论。这些回应十分必要,表明救助他人的善意应受到尊重,不应因对方国籍而遭到非议。

铭记历史、追究战争责任,最终目的是帮助后人珍惜和平。今天在异国工作、求学的普通人不应承担前人的战争责任;国际关系越紧张,越需要支持那些愿意理解邻国、维持理性交往的人士。

这也是日本议员此行的积极意义所在,他们未必能说服北京,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接受中方立场,但当面讨论分歧,总比隔空揣测多一分了解。

若能就人员交流、侨民安全或企业的关切取得一些进展,也有助于他们回国后说明,继续对话是有用的。

日本政府同样需要对此做出正面回应,造成僵局的政策与表述,终究需要官方去化解。两国关系很难一蹴而就恢复如前,但至少可以先避免让普通民众的交往因政治分歧而倒退。

当九一八的警报再次响起,人们不仅是在纪念一段惨痛的历史,更是被提醒要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战争与和平。如何理智对待眼前的分歧,正是检验各方是否真正汲取历史教训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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