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世界经济并不景气，中国却创下约1.2万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顺差。今年，中国出口的强劲势头仍未减弱：8月出口同比增长25%，单月贸易顺差达到1191亿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支撑中国经济的恰恰是出口，国内消费和投资仍显疲弱。
这一反差正引起世界越来越强烈的警觉。8月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前夕公开表明，世界无法长期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并呼吁各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随后在G20财长会议上，除中国外，其余成员都同意须要处理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和全球失衡问题。15年前，围绕人民币汇率和全球失衡的G20争论，曾令中国陷入相当孤立的境地；15年后，历史似乎正在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式重演。
这一次，问题已不再只是人民币汇率。关税壁垒正把中国商品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而出口转向欧洲、拉美及其他市场，又使这些经济体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脱钩”与“去风险”虽然远非一蹴而就，却已经从政治口号变成企业的现实选择。近期，新的“广场协议”说法开始浮出水面。它究竟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新一轮围堵，还是中国借外部压力完成经济再平衡的一次契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冲击”。
当内卷走向世界
所谓中国冲击1.0，主要是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凭借低廉劳动力、完整制造体系和全球化供应链，大规模向世界市场提供低成本工业品，由此冲击欧美部分制造业和就业。今天的中国冲击2.0则有根本不同的含义。
经过40多年高速工业化，中国已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并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电子产品及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产业取得强大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房地产调整、消费疲弱和投资回报下降，使国内市场难以充分吸收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企业因而更加依赖外部市场。于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开始向国际市场外溢。
这一机制并不新鲜。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产品高度同质化，为争夺订单竞相压价；由于缺乏真正独立的行业组织和商会，企业难以形成有效协调，结果往往是自己人之间首先展开价格战。
如今，这种机制被放大到国家层面，尤其当国内市场无法充分吸收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时，过剩产能压力便不得不更多释放到海外市场，规模空前的贸易顺差由此而来。这正是中国冲击2.0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它不是单纯地把商品卖向世界，而是把国内的产能压力和内卷竞争外部化。
广场协议不是单纯日美协议
今天谈“新广场协议”，首先须要纠正一个误解：1985年的广场协议，不只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的日美协议，更不是一次单纯的汇率调整。美日德英法五国当时不仅协调汇率，也承诺通过财政、货币和扩大内需等政策，共同纠正全球失衡。协议之后，日元和西德马克对美元均大幅升值，但德国并未步日本后尘。这说明，决定一个国家最终命运的，不是汇率变化本身，而是国内经济政策如何回应外部压力。
因此，如果把今天所谓的“新广场协议”简单理解为迫使人民币升值，使中国陷入日本式长期衰退，既是对历史的误读，也低估当前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连贝森特也承认，单纯推动人民币升值，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全球失衡；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强国内消费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正在形成的外部压力，虽然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却未必只能被理解为对中国的围堵。如果中国只是被动应付关税、汇率和贸易壁垒，结果很可能是出口市场不断转移，却无法改变失衡的根源。如果把这种压力转化为自主调整经济结构的动力，它反而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一次契机。
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再平衡
首先要“还利于民”。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长期偏低，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支出又迫使家庭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扩大内需就很容易成为空话。真正的再平衡，不是号召居民多消费，而是提高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收入分配，让家庭敢于并能够消费，使居民需求真正成为吸收产能的力量。
其次要“还权于业”。中国企业长期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不仅仅是经营能力问题，也与行业组织薄弱有关。成熟的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企业和政府两个主体，具有自治能力的商会和行业组织，可以帮助企业协调标准、技术、市场和国际竞争，减少恶性竞争，使企业从互相压价，转向凭借创新和组织能力竞争。
最后要“还专业于政”，即重塑国家角色——强化中央的产业协调能力。经济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国家退出产业政策，而是要从各地政府各自为政、重复布局导致“规模不经济”的旧体制，转向由中央统一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通产省化”新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把分散于各省的产业布局，整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经济，推动中国产业自主振兴。
只有当这三者同时发生，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走向以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的自主发展。历经4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并不需要另一个“入世”式的外部倒逼——无论是“新广场协议”，还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被动的倒逼往往伴随实质损害，例如受到更为严苛的产业政策限制。但与此同时，较高的环保和劳工标准，尤其是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的规定，与中国长期利益相吻合，已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诉求——中国政府积极申请加入CPTPP，也表明对此并非毫无准备。然而，这些外部规则终究只能改变一时的价格或准入门槛，不能替代一个国家自主改革、重塑发展模式的意志。
主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在民主化和法治化基础上打造民主发展型国家，扩大内需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中国冲击2.0”也才可能真正终结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转型，而不是终结于世界对中国的围堵。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