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前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去世。官方固然给予他应有的好评，但在民间，这位极具专业素养与决断力的领导者，也背负让千万人下岗的恶名。
最近几年，中国高质量的刑侦剧大量涌现，像范伟主演的《漫长的季节》就是优秀代表。多年前描写东北下岗工人的获奖电影《钢的琴》，背景也是1990年代，当时由于国企改制导致大面积腐败与民生凋敝，引发高犯罪率及其他孳生问题，令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记忆犹新。
我当然不否定国企改制本身的正确性，中国也确实赢得制度与增长的转型，但这股巨浪也淹没无数小人物的生活。再宏大的叙事，也遮掩不了旧有社会秩序急速崩解的惨状。这些影视作品将这种时代进步背后的苦难与腐败，绝望与抗争，拍成公众记忆。很多人不能如电视剧中范伟台词所言“往前看，别回头”，而应在对朱镕基等一代人伟大功绩保持敬意的同时，再对那段时代痛楚作些反思。
1990年代是个极度混乱，又充满未知的时期，此时，幸好中国的经济掌舵者朱镕基冷静而果敢。他抓住通货膨胀、金融乱象、国企畸形负担等威胁国家命运的顽疾，用一连串应被后世记住的硬招——紧缩银根、清理“三角债”、整顿银行、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和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设——将这个处在崩溃边缘的庞大经济体稳住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疯狂的通胀与超高的银行利率）。
更有分量的是，他推动的市场化、法制化，以及那条通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康庄大道，为中国本世纪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与产业现代化，提供制度基石。他把一个半计划半市场的脱缰野马，拉回到市场化方向，是那个时代不得人心，却又不得不为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点上，朱镕基可谓中国经济腾飞的铺路人之一。
但功业背后，存在有易被忽略的代价。最令人痛心的是那场铺天盖地的“下岗潮”。我至今记得，不仅是东北这样的重工业基地，即便是皖南县城中，无数国企也一夜间纷纷倒闭或改制。我家那条街上的化肥厂、烧碱厂一夜之间成了历史。我的同龄年轻人都纷纷步入长久失业的深渊。这些年轻人，后来要么犯罪了，要么一直成了社会边缘人。能“下海”翻身的个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普通工人被下岗潮彻底吞没，一辈子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问题非仅在于收入的骤降甚至断绝，而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尊严与归属的彻底破裂——这些都是统计数字难以衡量的损失。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急剧攀升，社会失序，经济萧条，都与政策的推进速度过快，以及社会保障网的建设不同步有关。我们今天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以下岗年代为背景的犯罪与边缘叙事，不只是艺术想象，而是无数家庭生活悲剧的文学化再现。文化记忆里反复出现的，是那个社会转型期的极度焦虑，和无从宣泄的愤怒。
为“土地财政时代”留下制度温床
朱镕基主导下的分税制改革，在另一方面也让中央政府有了推动重大政策的财力，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中国此后持续至今的大基建。但就总体而言，中央政府却多分财权，少分事权，由财政分权变成财政集权。此举极大地推动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与房地产的依赖。
分税制重塑后，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找到土地财政这颗“速效救心丸”。土地、楼市迅速成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完成政绩的主要工具。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天际线迅速膨胀与房价直线攀升；更深层次的，则是一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偏离。当房地产成为财政和增长的发动机，其他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和空间就被挤压，地方债、隐性担保与金融杠杆随之累积，风险在表面繁荣中蓄积。这种路径选择，当然不能单纯归咎于朱镕基个人，但他任内推动的财政框架，为此后的“土地财政时代”留下制度温床。
评价朱镕基的一生，当然要审视他推动政策的社会环境。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后，1990年代，中国的国际与国内环境都不友好。外部有全球化的冲击、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内部有通胀、金融脆弱与地方体制的扭曲。因此，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抉择都不容易。要么放任系统性风险爆发，要么以强力手段拆弹，而朱镕基依靠国家机器的威力，也信赖“短痛换长治”的逻辑。这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判断，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决断与远见。
在个人风格上，曾经公开“竞选”过上海市长，且相当有个人魅力的朱镕基，却似乎不太擅长做柔软的政治沟通。他喜欢以强力手段去完成改革，但在社会整合方面却似乎着力稍少。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回看，要吸取的教训可能是：制度改革应预先设计配套的社会保障与再就业机制，让受最大影响的底层民众有可行的出路，而财政体制的设计，应防止地方短期化激励，避免把地方经济绑在单一、容易泡沫化的引擎上。重点则是，改革的叙事不能只讲增长，也要讲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公正。
今天我们回望朱镕基时代，当然不应以上帝的视角去片面苛责。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有过人的领导者勇气与杰出的判断力，也有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制度性粗糙。他用铁腕稳住中国的大局，但并未完全修补由铁腕带来的裂缝。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