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如何理解大国关系以及小国在其间的处境，重新成为国际关系讨论的核心问题。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近期围绕这一问题发表的文章，已形成一套颇为完整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于8月28日发表在《思想中国》（ThinkChina）的《如何思考外交政策与地缘政治》（How to think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一文中，又对这一思想作了集中阐述。对于新加坡及其他中小国家而言，这套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颇具代表性，也值得认真检视。
比拉哈里的现实主义为何具有说服力？它的解释力又止于何处？尤其是当中美竞争已经发生并持续深化时，小国在大国竞争中寻求生存，是否就等于获得安全？本文拟从这一问题出发，在肯定比拉哈里现实主义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理论边界。
比拉哈里现实主义的价值，首先在于要求人们把国际政治从“应该是什么”拉回“实际上是什么”。
他区分外交辞令与实际政策，提醒人们不要把意见当事实、把孤立事件脱离过程和结构，也不要把复杂的国际现实压缩为“民主与专制”或“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他的近期文章进一步强调，中美竞争是跨领域的长期过程，第三国须要根据自身利益和战略环境保持政策灵活性。
对小国而言，这种清醒尤其重要。比拉哈里强调威慑、力量均衡和战略自主，要义在于让小国不必把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大国的善意，而非简单要求小国选边站队。东南亚国家长期在大国之间寻求回旋空间的实践表明，这套“生存术”源于中小国家应对结构性约束的实际经验，绝非书斋里的空想。
但比拉哈里的现实主义也由此显现出它的边界：它擅长回答一个国家如何在既有的权力结构中生存，却还须要回答，一个国家如何在生存之外获得更持久的安全。这正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相互依存不能否定新冷战
中美关系是比拉哈里近期论述的核心议题。他虽未直接使用“新冷战”这一说法，但论述逻辑指向明确——中美竞争不同于美苏式冷战：双方仍处于同一全球经济体系，拥有深刻的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联系，也非美苏时代彼此分离的两个体系。
这一判断抓住重要事实，却混淆冷战的基本性质与历史形式。判断是否已经进入冷战状态，更重要的是看两个大国间是否已形成长期、全面而系统的战略竞争，以及这种竞争是否扩展到军事、科技、经济、产业链、金融乃至制度与价值等领域。以此衡量，中美新冷战确已发生，它的“新”恰恰在于，它发生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之中。
经济相互依存并没有消除竞争，反而成为中美双方试图重塑的对象。美国管制关键技术和设备、重构供应链和再工业化；中国则提出双循环战略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试图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降低对外部关系的脆弱依赖。双方都没有真正退出彼此的市场，而是在重新调整相互依存的条件。“脱钩”与“去风险”在实践中，与其说是彻底切断联系，不如说是重新协商依赖关系。比拉哈里将这种更广泛的竞争，概括为“体系内部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in a system）。
比拉哈里进一步认为，这种竞争将长期持续，中美难以决出胜负。这一判断作为对短期预测的警告值得保留，但“无法预判胜负”不等于“不会发生力量重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从来不是静态存量，本质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历史过程：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业能力、国家治理、社会整合以及大战略调整，都可能改变力量的基础及国际分布。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谁现在更强”，更是谁能够在结构变化中持续生产和转换力量。
超越丛林法则
比拉哈里的现实主义，可以视为对“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重”这一外交传统中现实主义支柱的充分展开：既然大国竞争无法避免，中小国家就必须增强自身能力、保持战略自主，并尽可能利用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扩大回旋空间——这套“如何生存”的智慧，与外交现实主义一翼的基本逻辑一脉相承，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然而，问题正在这里：如果安全只能建立在大国竞争和力量均衡之上，这种生存策略，是否也可能反过来制造更多的不安全？
这一疑虑，恰恰指向现实主义仍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固然存在，但世界并不只有这一种逻辑。国际政治同样存在伦理、规范与道义诉求；否则，我们又何以区分霸权的“善意”与“恶性”？从威尔逊到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外交，尽管始终伴随着现实利益与明显的双重标准，也曾以民族自决、反殖民主义等原则塑造国际秩序，说明进步外交政策（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并非纯粹的理想主义幻想。英国政治学家赫尔德（David Held）关于世界主义民主与全球治理的思想，为一种进步外交政策提供理论资源：国际秩序并非只能由强权竞争塑造，规范、制度和跨国合作，同样是能改变国家行为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未来中美竞争是否会始终停留于力量与利益的较量，同样不宜武断预判。正如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曾以反殖民、发展和社会正义等道义诉求争取第三世界一样，未来的中美竞争，一方甚至双方是否可能竞相诉诸某种道义旗帜，以争取全球南方，仍有待观察。道义话语当然可能被大国竞争所征用，但这恰恰说明，规范、合法性与制度本身，也是国际权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问题不是要放弃现实主义，而是承认权力政治的约束，同时通过共同利益、国际合作和制度建设，逐步降低冲突与不信任。
这对东南亚尤其重要——如果规范、合法性和制度也是权力的一部分，中小国家就不仅是大国竞争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秩序塑造者。亚细安长期奉行的区域主义表明，中小国家扩大安全空间，并不只有借力于大国、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一条道路。亚细安中心地位当然无法取代大国力量，也不能消除大国竞争，但它至少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通过区域制度、共同规则和集体行动，增加中小国家的自主空间。大国力量均衡可以是小国的生存策略，却未必能够成为区域安全的长久基础。
“生存”与“安全”毕竟是两个不同问题，前者要求国家适应既有力量结构，后者则要求降低产生不安全的结构性因素。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能通过增强自身力量、寻找外部依靠，和利用大国竞争来保障安全，各方获得的可能只是更多的“安全工具”，却未必获得更多安全：一国为自身安全采取的行动，又可能被另一国视为威胁，由此形成不断自我强化的安全困境。
因此，比拉哈里的现实主义揭示大国竞争下，中小国家生存的现实逻辑，提醒我们不要以愿望代替现实，但要从“生存”走向“安全”，还须要超越这一逻辑——在看清现实之后，还须追问现实能否改变。对东南亚而言，真正的战略智慧或许不只是学习如何在中美竞争中更聪明地生存，更是在保持自身生存能力和战略自主的同时，努力参与塑造一个不必仅仅依靠大国力量均衡，也能容纳规则与道义竞争的区域和国际环境。
从“如何生存”走向“如何安全”，或许正是当代现实主义必须面对的下一道理论命题。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