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时评人扎卡里亚为代表，近来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美伊战争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中国。这种判断依据的是大国政治框架，只要美国付出的代价高于中国，中国便可被视为相对赢家。然而，若从依赖进口石油、又缺乏新能源制造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看，真正重要的问题未必是中国能否赢过美国，而是中国在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过程中，会不会压缩其他国家的转型空间。
今年3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论坛编辑部刊出《不要浪费亚洲这场能源危机》（On not letting Asia’s energy crisis go to waste）一文，倡议东南亚应顺势加速新能源转型，例如取消燃油补贴，并透过亚细安电网推动区域电力整合。这种观点把危机视为改革契机，重点放在各国自身的政策调整与区域合作。
但在区域各国竞相转型的前提下，这类讨论并未处理另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所采取的单边措施，会不会在无意之间压缩其他国家的选项。
同样是3月份，美伊战争引发波斯湾原油输出危机期间，中国要求国内炼油业者暂停签订新的出口合约，并设法取消部分已承诺的船货。虽然中国并不是长期、全面停止油品流向海外，仍对部分东南亚市场维持有限出货，但在海湾原油运输受阻、亚洲成品油市场同步趋紧的情况下，这项急速收缩的措施，仍明显增加东南亚的能源压力。
这种选择性的出口调节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当国家安全与国际需求发生冲突时，北京会优先保障国内市场，并重新排列对外供应次序。若海湾风险反复出现，并逐渐成为长期的能源安全问题，为了降低国安风险，北京很可能不得不加速进行新能源转型，以降低交通、物流与工业活动对石油的依赖。
如此一来，过去经常被批评为超额生产、依靠出口消化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便有可能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安导向，更多转由国内市场吸收。
问题在于，海湾危机不只迫使中国转型，也迫使其他石油进口国做出同样符合国安逻辑的选择，尤其是受到显著能源冲击的东南亚地区。然而，它们所需的设备与材料，目前产能却高度集中于中国。以2025年的统计来看，中国占全球电动车产量约70%、电池电芯超过80%、正极材料约85%、负极材料约90%。
这使得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需求同时上升时，双方竞逐的仍是同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会因为国安考量，而必然限制新能源产品出口。真正须要注意的是，一旦国内需求增幅超过产能扩张速度，企业又优先承接国内订单，国际市场可取得的中国相关产品供应便会减少。
事实上，对全球新能源转型而言，中国新能源产业过去确实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成本，也提供全球短期难以取代的生产能力。正因如此，当中国为保障自身安全而调整产能与市场次序时，外部影响才更值得重视。
应争取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
从东南亚角度来看，美伊战争带来的危机，真正问题不只是会不会加深区域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而是合作能否改变层次。这也对中国的全球南方外交承诺构成考验。中国长期主张南南合作、共同现代化与共享发展利益，但当国内安全优先与国际共享发生冲突时，合理的自保政策，仍可能把部分成本转移给较弱小的经济体。
尤其目前亚细安—中国自贸区3.0已经涵盖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技术规范与经济技术合作等内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为区域生产网络与投资布局提供制度基础。对东南亚而言，这场危机不只是风险，更是谈判契机，应该以此为鉴，主动争取中国将新能源产业链的部分产能与技术，逐步在区域内转移。
如果新能源上中下游的产品与关键零组件，仍高度集中在中国生产，东南亚即使完成能源转型，也只是把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转化为对中国新能源设备的依赖。产能与技术的转移，也不能只停留在最后组装，而应逐步延伸至零组件、维修、回收、工程整合、人才培训与技术能力。如此，能源转型才可能同时形成东南亚自身的产业基础。
对中国来说，这种产能与技术的区域扩散，也不只是“让出利益”。产业过度集中于本土，同样会面对航运中断、战争、制裁与贸易壁垒等风险。将部分产能布局在东南亚，不但可以接近区域市场，也能把中国原有的产业优势，转化为更具韧性的区域生产网络。
美伊战争是否真是送给中国的礼物，取决于从哪个位置观察。从大国政治角度看，只要中国的损失少于美国，便可被视为相对赢家；从中国自身角度看，战争既暴露石油生命线的脆弱，也可能加快能源转型。
但从东南亚角度看，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在取得能源安全与产业优势的同时，能否把南南合作与共享发展的承诺，落实为新能源产能、技术与人才能力在区域内的扩散；亚细安又能否把这项合作转化为自身的能源与产业韧性。这才决定美伊战争带来的机会，最后只是中国的相对利益，还是能被转化为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共享的发展成果。
作者是旅台马来西亚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