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香港数家独立书店遭国安上门，店员被逮捕或传讯。此事引发香港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不少人声援书店，举起店员衣服上“我是书店店员”的字样，质疑港府乃至北京方面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涉及本次查封的被禁书籍，在陆港以外迅速热销。同时，也有人批评书店“软对抗”国家政府及反修例运动后的香港新秩序，销售禁书，涉嫌政治煽动和违反国安法，是咎由自取。
无论立场如何，从基本事实看，本次查封书店和拘传店员，反映北京和港府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打击对象，已从主要针对直接对抗政府的行为，扩大到对于触犯体制的文化作品，且从以前仅仅查封明确宣传港独等书籍影音，扩大到侧面或隐晦涉及批判体制和涉及国安的作品。处罚方式不只是没收书籍及相关利润，书商乃至店员也面临触犯国安法被逮捕的后果。
这意味着，香港出版自由和文化经营自由度大大收窄，国安法及若干政治律令对公民思想文化生活的介入显著加深，普通人有意无意触犯被捕的概率增加，不安全感加重。香港社会的包容程度，尤其对那些与官方立场存在差异的人的包容度，也因此大幅下降。
这对于香港和整个中国的图书业、人文社科、文化艺术领域，都是令人担忧的不利信号。
任何社会都难免有不同观点和声音，在百家争鸣的文化领域更是如此。浩繁的书籍影像，反映的是千家万户民情百态，表达的观点看法亦五花八门，其中难免有不符合主流观点、官方不喜欢的著作。官方如何对待这些作品，涉及书籍审核、执法尺度、公民自由度等多个方面。
在中国大陆，从出版端和进口端，都对政治敏感及不许提及的内容予以阻绝。香港因为情况特殊，既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又有较多自主和自由，于是一些在大陆不能出版的禁书，在香港可以出版和销售。反修例运动平息后，若干明确宣传港独的作品如《香港城邦论》等被下架，但其他对官方有委婉批评立场的作品仍得以存在。
但本次查封书店涉及的书目，扩大到并未直接批评大陆政府、政府、政要，但侧面批评及反映负面现实的书籍。如因此次查封后爆火的《唯红花绽放》一书，虽提及不少政治敏感问题，但据我所知，更多是陈述中国大陆近些年发生的事件、事实、问题。
香港知名还在于思想文化自由
如果这样的书籍也在禁止之列，意味着大量类似的书目及文化作品都有潜在被禁风险，销售者还面对触犯国安法判刑的危险。这涉及的范围很广、数量巨大，如果都比照对《唯》的标准封禁和处罚，造成的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会让香港书籍和文化产业受到巨大打击，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也会受限。
这样的后果显然不好。从19世纪的崛起到20世纪的辉煌，香港的发达和知名，不仅在于经济上的繁荣，还在于思想文化的自由与多元。香港报业、影视、学术的繁荣，还诞生金庸、黄霑、倪匡等文学大家，以弹丸之地产生海量佳作，深刻影响华语世界，正在于它有着比同时代大陆和台湾更多的创作自由、更多元的声音和不同立场者的论辩。在思想管制和千篇一律下，是难以取得如此成就的。
试图压制不同声音，也会引发反弹，以及人们的愤怒与社会撕裂。如本次因查禁若干书店后，《唯》这部书在大陆和香港以外包括台湾热销，登上若干华语图书售卖网站和书店销售榜首位。即便在大陆和香港的人，也可以获取电子版等方式阅读。查禁书籍是为了阻止相关书籍的影响，可查禁本身却导致反效果。
当明面上的异议被清零，人们不满于压制，会将不满潜藏在黑暗之处，愤怒累积，社会安定变得不真实以致风险增大。因为缺乏公开的异议和辩论，官方与部分民众之间、不同意见者之间，会更加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社会的撕裂和对立更严重。这不利于北京和港府对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期待。
国家安全是重要的，社会包容同样重要。二者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两个答案都应填好才能得分。在包容和自由的社会，国家安全才更真实，而包容和自由意味着要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对于过度极端的言论和书籍可以禁止，但若把禁制扩展到几乎所有涉及批判的文字，只允许赞美和听话的声音，真的“唯红花（才被允许）绽放”，那既扼杀人们的表达权、阻碍文化发展，也最终不利于安定团结。
在香港回归谈判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保障香港制度与港人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外界连接，包括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出版的书籍也颇具独特价值，为华语世界的文化繁荣作出独特贡献。这一切不应被终止，国家安全也不应泛化，保持政治底线同时又有灵活和包容，才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作者是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