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中，大量资本涌入数据中心，引发美国地方反对者的强烈抵制，导致过去三年里价值至少850亿美元（约1100亿新元）的数据中心项目被取消。今年7月，纽约成为首个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暂停令的州，其他州和联邦政府也在考虑类似提案。不过，对数据中心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担忧虽有合理性，却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所有人仍必须追问：如果不建设更多数据中心，美国会不会错失机遇？
正如曾在拜登总统任内供职于国家经济委员会、如今投资AI领域的乔希·佐弗（Josh Zoffer）近日所说，数据中心是“对美国工业决心的关键考验”。它们凸显一个令人不适的事实：建设面向未来的战略能力，通常须要在当下作出牺牲。未能认识到这一现实，曾导致美国决策者在过去类似建设中处理失当。有两个案例尤为突出。
1970年代，全球石油冲击迫使美国承认，依赖能源是战略脆弱性的来源。1977年，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讲中警告美国民众，建设安全且多元化的国内能源基础，将迫使美国经济经历一个“成本更高”和“更不便利”的阶段。但卡特愿意直面现实而非粉饰太平，却未产生预期效果。
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柯里（Jeffrey Currie）所指出的，卡特的继任者从中得出不同教训。他们避免承认稀缺，转而通过压低价格预期和动用战略储备来应对供应冲击。然而，他们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能源安全；他们争取时间，却推迟必要投资。
今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提醒人们，卡特当年所倡导的能源转型仍有必要。尽管此后开发出的庞大页岩气储量，意味着美国不再像卡特时代那样依赖能源进口，但汽油价格上涨显示，美国仍会受到石油冲击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数十年来一直推进电气化，柯里称之为“购买选择权”。由此产生的灵活性——柯里写道，一个电子“可以来自煤炭、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或铀”——帮助中国缓冲当前能源危机的冲击。
美国也曾错失避免依赖中国稀土矿产的机会。20世纪下半叶，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帕斯矿是美国国内稀土生产和加工能力的关键节点，确保稳定且自给自足的供应链。然而，到1999年至2000年，由于环境担忧、监管变化以及成本更低的中国生产商，运营规模被大幅缩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当时美国工业超过90%的稀土需求依赖这些中国生产商。
这两个例子都凸显美国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市场为“做某事”计算代价的效率很高，但在为“不做某事”计算代价方面效率极低。因此，当回报具有社会属性时，例如在确保能源和稀土矿产供应方面进行全经济范围的投资，市场就会力有不逮。
研究工业政策的经济学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和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带有条件的产业政策：分类法与案例样本》中主张，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帮助经济体成功引导、协调并支持具有跨市场范围的投资。他们明确指出，附加条件对成功至关重要：政府必须创造激励，引导私营企业的决策转向原本不会主动追求的结果。
这种公私交易可以这样设计：政府向私营企业提供一项或多项利益——贷款、税收激励、加快许可审批——以换取两类附加条件：方向和风险／回报。方向意味着要求AI超大规模企业，通过内部化环境和社会成本来回应地方关切，例如共享技术数据、作出用水管理承诺，以及共同投资电网建设。风险／回报则意味着，当公共部门承担部分风险时，也应分享部分收益。例如，可通过超额利润分享、类股权工具或计算能力使用权来实现。
与不久前相比，决策者如今已更有条件认识到数据中心的战略重要性。全球经济制度已发生变化，使这类基础设施的价值更加清晰。二战后，世界关注的是共同重建。融合是目标，全球化是手段。如今，地缘经济主导着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格局。权力现在取决于控制战略节点的能力。
这意味着，决策者已更倾向于从跨市场视角看待战略投资。从这一视角看，数据中心的战略重要性，比当年的能源选择性或稀土加工，看起来要更为明确。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将AI描述为一个五层蛋糕：数据中心位于基础设施层，凸显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
当然，将投资引向战略产业的问题并不限于美国。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2024年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中指出，突破性创新、国防工业能力和跨境电网都是公共品，“如果没有共同行动，将出现供给不足”。
建设数据中心必须成为一个跨党派议题。公私伙伴关系能否成功，取决于设计。条件过多，创新可能受到抑制；条件过少，私营市场参与者就会两头占便宜。
作者Vittorio Quaglione是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助教，也是专注于宏观金融、科技和政策的电子通讯栏目《MOPS》的创始人兼主编
英文原题：The Cost of Not Building Data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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