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美国保守主义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创办人布赖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说：“政治是文化的下游”（Politics is downstream from culture），认为社会文化如价值观、艺术和大众心理决定政治走向，而不是相反，在当下的乱世尤显洞见。东西方近期拍摄的两部电影——中国的《给阿嬷的情书》和英美合拍的《奥德赛》——均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更反映布赖特巴特观察之敏锐。
《给阿嬷的情书》描绘东南亚华裔通过侨批所展现的浓厚乡情，却意外引发关于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热烈讨论。改编自荷马同名古希腊史诗的《奥德赛》，则因为上映前的选角争议——原名埃伦·佩奇（Ellen Page）的女变男跨性别演员埃利奥特·佩奇（Elliot Page），出演木马屠城的关键人物西农，以及肯尼亚-墨西哥黑人女星露碧塔·诺咏（Lupita Nyong’o）饰演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古希腊第一美女海伦，被美国保守派抨击为迎合奥斯卡金像奖的多元、均等与包容（DEI）政策，亵渎经典名著，同样涉及身份认同的政治争议。
就电影论电影，这两部具争议性的片子都很叫座。《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公映不到一个月，票房就突破300万元，在马来西亚也收获逾2000万令吉票房（约625万新元），全球票房已超过21亿元人民币（约4亿新元），堪称是华语圈近期的现象级电影。自7月17日公映后，《奥德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的全球票房累计超过11亿美元（约14亿新元），首个全球周末票房就高达2亿6400万美元。在美国电影和电视评论线上汇整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的影迷评分为97%，但有质疑认为这是因为网站在2019年改变计算方式，若按照旧方式，评分只有56%。
这两部电影在艺术水准和娱乐性方面当然也并非不可挑剔。有影评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对男主角离乡背井的心理挣扎轻描淡写，对他的人性过于简化和美化，人物也有脸谱化之嫌——华人基本都是重情义的好人，坏人都是他族。对《奥德赛》的专业评论则更多，较有代表性的是对DEI等“觉醒文化”有尖锐批评的美国作家克拉万（Andrew Klavan），认为选角的政治争议并不能否定这部影片的品质，也不影响观影的娱乐性。在他和牛津大学古希腊文学博士的儿子斯潘塞·克拉万（Spencer Klavan）的一场博客对谈中，两人就代表作为除魅后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电影这个艺术形式，在处理充满神秘主义精神世界的古希腊神话故事时所面对的挑战，有相当精辟的见解。
然而争议确实发生，也产生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给阿嬷的情书》涉及的身份认同反思，体现在从最初的是否存在对海外华人的统战作用，再扩散到中华民族的血缘联系和文化情感，与新加坡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方言政策与推广华语运动，如何形塑新的在地身份认同等关于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的讨论。《奥德赛》则直接演变为美国当下关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等身份认同的“文化战争”的一场遭遇战。这表明在算法当道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类牵动强烈负面情绪的文化意见分歧，很容易快速传播和催生政治动员能量。
政治显然并非存在于真空中的权力游戏，一旦集体文化心理潜移默化的改变聚沙成塔，在临界点便容易凝聚为一个时代的大众意识，对社会的政治走向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印证“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这一洞见。当然，这两部电影的争议也说明，虽然时常被当作反映和批判时弊的利器，艺术作为独立的领域，还是应当与激情的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诚如克拉万父子所言，政治立场不应当影响欣赏电影的能力。
然而从反面思考，布赖特巴特的文化洞见同样能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既然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若从上游的文化领域下手，无疑有助于在下游实现政治目的。这已经不是纯然的假设，而发生于当前的欧美社会。对觉醒文化近年来伤害美国电影深恶痛绝的克拉万就反复指出，娱乐和出版界由不敢忤逆极左意识形态的自由派当道，使得美国的大众文化不但失去创意和多样性，甚至产品越来越有居高临下的政治说教意味。像一些学者如研究觉醒文化的权威林赛（James Lindsay），以及提出“体制虏获”（institutional capture）概念，来形容极左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并左右主流文化价值的进化生物学教授温斯坦 （Bret Weinstein），继续上溯源头，生产文化精英的教育界，恐怕是另一个须深入分析的领域。
在时局发生地壳式剧变的年代，人们面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各类危机叠加所导致的复杂焦虑感，使得辨别内外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因为在乱世中分清敌我，或许是得到基本安全感的来源。但恰恰是如此，理解文化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身份认同议题敏感度不断提高的时刻，远比本能地寻找同温层，在任何公共课题上选边站，更能够促进相互理解，摆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宿命。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