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美国最吸睛的新闻，可能不是股市跌跌不休或者半导体股价是不是泡沫破了，而是美国免疫学家福奇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中，面对质询时，百多次低头重复律师准备的声明，表达遵循律师指示，不回答问题，只是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避免自证其罪（self-incrimination）的权利。他在听证会开始时说，召开听证会的参议员兰德·保罗长期对他不满和质疑，宣称要起诉他和让他入狱，甚至公开大量他的个人日记。因此，他认为听证会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他说错话，以达到起诉和攻击的政治目的。
随着全球经济在过去两三年走出冠病疫情，趋于稳定和复苏，对绝大多数幸免于难的人来说，疫情仿佛成了遥远的历史。然而这场在全球造成700万（世卫统计）甚至2000万人（超额死亡估算）死亡、在美国死亡者超过百万的世纪灾难，仍然留下不少谜团。
服务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超过半个世纪的福奇，自里根总统以来一直是美国总统重要的公共卫生顾问。作为美国科学界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抗疫期间的80高龄仍在第一线频繁曝光而为全世界所认识。适逢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福奇针对抗疫所陈述的众多观点和据以主张的防疫措施，与特朗普在多方面出现大相扞格的情况。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为（疫）情所困，亟需权威指引的那段期间，白宫记者会上的不协调氛围，除了令人傻眼，也难免无所适从。现实里呈现的是美国社会围绕关停学校和企业活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施打疫苗等防疫措施，出现明显政治化分歧，结果是美国冠病死亡总人数在数据公开、统计较完整的国家中，排世界第一。
由于疫情全面暴发正值总统大选年，失控的局面致使追究责任以及稳定形势的政治需要，成了迫切却无从抓起的大麻烦，因为涉及新型病毒与传播途径，即便在医学领域也有不同观点。福奇在两年前长达10多个小时的众议院听证会上便坦承，当时制定的6英尺（约1.8公尺）安全距离，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证据；他也表示，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当时指控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说法，不应简单视为阴谋论，应该开放讨论，但否认自己当时利用权力刻意压制这一观点。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他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旗下由福奇主管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曾通过第三方资助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部分蝙蝠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福奇承认有这一项目，但否认相关研究属于美国政府当时监管定义下受限制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他也否认曾掩盖、误导公众，或参与规避政府信息公开等情况。在美国最具争议的部分——联邦及地方疫苗强制接种政策上，福奇否认是错误的，但承认这可能增加公众未来对疫苗的抗拒心理。
2024年的听证会并没有爆炸性内容，对美国人来说，大部分争议早已进入公共讨论。但这一次，即便面对同样问题，福奇也选择不说。很显然，今年又是选举年，避免证词被断章取义沦为政治武器，甚至成为诉讼依据，老来面对无休止的官司，很可能是他的律师的考虑重点。然而，可想而知，沉默也迅速被批评者指认为“心中有鬼”的依据。
福奇在美国疫情期间的吃重角色，以及美国在世界卫生方面长期以来的标杆作用，导致美国在世纪大疫期间，政治与医学决策的信息错乱，并扩散至其他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凸显两个在未来仍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界定。眼前正是一波科学大规模产业化并介入人类生活和政治的大时代，无论是人工智能（AI）、大数据还是生物医学，科研过程经常面对不确定性，如果时间允许，或许能给出造福人类的结果。但在大规模突发灾难引发政治社会危机之下，只有专家说得上话，科学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为政治或公共政策提供答案。该怎么做才不背离民主社会的契约与人民的信任、保持最高的透明与问责？同时，该怎么做才能不造成科学方案被政治利用？
二、福奇在疫情后继续被追究可能的责任，倒不能完全从共和党政治迫害角度去看。无论他面对的是病毒研究（或制造）过程中的角色为何的问题，还是在防疫决策期间有没有失职或须承担法律责任之处，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并非完全无的放矢。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或国家制度在面对科学家与政治的张力之间，影响人类祸福的专业与权力关系之间，有没有适当与足够的保护机制，避免科学为权力所滥用，或权力与科学狼狈为奸。
这两点当然不足以涵盖福奇事件衍生的涵义。疫情期间，人类见证许多空前的临时措施，牵涉隐私、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如何保护等大量课题，都有可能在AI科技全方位爆发或生物医学进一步发展后的未来，继续引发疑虑。这还不包括少数科学家或科技企业家存心不良，或与权力结合，扭曲人类许多价值观的危险局面。
高端科学和政治权力有个共同点，就是离普通人很远，但两者的关系如何，从事者的伦理意识多高，却能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乃至生死。无论是核能、病毒、基因、网络还是量子科学，都须要普通人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