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中心6月18日在芝加哥举行落成典礼，集总统图书馆、博物馆、公共园区与公共政策论坛于一体，旨在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和全球公民活动基地。
中心的核心建筑与园区造价约8.5亿美元，长期运营与维护储备金约4.7亿美元，周边公共基础设施改造约1.23亿至2亿美元。与以往的美国总统图书馆建成后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全权接收，并使用联邦公款运营不同的是，奥巴马总统中心的建造与后续运营100%由私人筹款支付，即奥巴马基金会，未耗费任何联邦政府的直接建设税款。据基金会提交的财务报告，自2014年成立及2017年奥巴马卸任美国总统全面运作以来，基金会累计募集捐款与承诺赠款超过11亿美元。
奥巴马基金会表面上是一个公益、非营利的超级非政府组织，实则兼具“政治遗产托管所”“人才预备役基地”和“政策倡议思想库”的三重属性。基金会高层几乎清一色由奥巴马任内的白宫核心幕僚和政治盟友组成，总裁瓦莱丽·贾勒特曾是奥巴马在白宫最亲密的资深顾问。高级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包括奥巴马竞选经理戴维·普卢夫、白宫前法律顾问陈远美以及前商务部长彭妮·普里茨克等。
旋转门在19世纪末就非常普遍
基金会的运作便是美国典型的“政坛—基金会”旋转门运作：当政治人物在任时，幕僚在政府任职；卸任或等待下一次政治机会时，幕僚会集体转移到基金会继续享受高薪并维持团队（例如贾勒特在基金会的年薪超过75万美元）。这既保持政治遗产的延续，也保留政治人脉网。
所谓“旋转门”指的是官员或议员离任后，立即加入大型企业、游说集团、智库或家族基金会，担任高薪职务，在官职和游说集团之间转换身份，就像酒店旋转门一样。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旋转门就非常普遍，早期的官员或议员卸任后，往往直接进入铁路公司、钢铁集团、大型银行或军工企业担任高管、董事会成员或法务顾问。
1970年代后，华盛顿的游说业（以“K街”为代表）走向专业化和极具规模的商业化。国会通过一系列限制公职人员离职后，直接从事特定游说活动的冷却期法律。这促使前官员不再直接以“注册游说员（Registered Lobbyist）”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大型游说律所、公共策略公司，以高级顾问、战略规划师等名义隐蔽地进行游说。也正是这时期，旋转门作为明确的政治术语与社会批评借用语，在美国流行开来，在水门事件及美国《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颁布前后，政治学与行政学界将它正式升格为分析政商关系、利益集团游说和“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的标准学术概念。
在法律层面，它不是腐败，但在社会学和政治伦理层面，学者和公众普遍视为一种“制度性腐败”或“合法腐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等学者提出，旋转门和金钱政治构成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它不需要任何个体去触犯刑法，系统本身就已偏离应有的轨制。
2004年，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游说丑闻开始曝光，这位华盛顿“游说之王”通过行贿、赠送奢华旅行和球票、为议员及幕僚提供高薪职位等手段，操纵多项联邦立法。丑闻彻底激怒公众，直接促成国会与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重磅伦理法规。2007年9月，由民主党主导的国会通过《诚实领导与开放政府法案》（简称HLOGAV），对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LDA）进行大幅修订。2009年1月21日，奥巴马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签署第13490号行政命令，为行政分支任命的所有政治官员，订立史上最严苛的伦理准则。2007年至2009年的伦理改革，是美国近代政治史上对政商旋转门与政治腐败打击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制度重整。
伦理法规改革导致“软旋转门”爆发
然而，这次伦理改革虽在打击传统“硬游说”上成效显著，却产生一个意想不到、更严重的后果：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合法的游说公司转移到智库、501(c)非营利组织、政策基金会和公关公司——这直接为2010年联合公民案判决后“软旋转门”的爆发铺平道路。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作出决定性的5:4判决，彻底重塑美国选举融资的法律边界，被普遍视为现代美国金钱政治与政治捐款体制的分水岭。法案并没有直接指明“总统基金会可以搞腐败”，但它极大地收窄法律对“腐败”的定义（仅限显性贿赂），并拓宽资本参与政治的合法边界。
在2010年之前，传统的旋转门主要表现为“官员旋转为游说公司／企业高管”。联合公民案通过取消企业和工会对独立政治支出的限制，彻底打破这一格局，催生庞大的“非游说”政治产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以及501(c)(4)免税组织。联合公民案虽然没有直接改变501(c)(3)总统基金会的免税性质，但确立“政治资金支出即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极大地拓宽私人资本通过各种非营利平台（无论是501(c)(4)的政治行动，还是501(c)(3)的政策思想库与总统基金会）合规影响政治的法律边界。这些机构拥有海量资金，但雇员无须登记为法定游说员。官员退下后进入这些机构担任高级顾问、战略学者或基金会负责人，既能拿高薪并掌握政策话语权，又避开法律上的游说定义。
如果说2007年至2009年的伦理改革，是堵住传统旋转门的“前门”，2010年的联合公民案，就是用海量资本把非营利组织与超级PAC的“后门”彻底砸开，最终确立今天以基金会、智库和超级PAC为核心的软旋转门格局。
2010年联合公民案判决出台后，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当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面，公开痛批裁决“打开了利益集团无休止干预选举的大门”。然而在卸任后，奥巴马基金会正是利用联合公民案所巩固的“资本与思想表达高度绑定”“非营利组织可承载巨额私营资本”的法律框架，顺畅地吸纳超过11亿美元的庞大资产。捐款者包含大量华尔街巨头、科技新贵以及在奥巴马任内获得政策红利或政府合同的企业创始人。
奥巴马基金会并非孤例，甚至成为一种“传统”，如最典型也最具争议的克林顿基金会、布什总统基金会。还有被称为“影子政府”的智库，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部分全球顶级非政府组织与环境基金会，也成为高官与私人资本（尤其是金融与科技行业）之间的桥梁，如前副总统戈尔利用自己的政治遗产，创办气候公益基金会，由前高盛总裁、前财长鲍尔森创立的保尔森基金会等等，都充当类似的“政治—资本—政策中介”。
在《特朗普的白宫生意》（8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中，笔者指出，如果说旋转门下的美国，是政治与资本还需要一道门旋转的金钱政治，到了特朗普第二任，就直接拆除这道旋转门，富豪大佬的资本不再只是在幕后给政客捐款（金钱政治），而是直接进入行政体系和内阁掌权，进一步把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到金权政治，而脉络便如本文所述。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