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美国方面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底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历经贸易摩擦、科技博弈与地缘对峙的反复拉锯之后,这场国事访问无疑备受瞩目。但更值得深究的,是两国彼此认知与战略定位的深层逻辑——厘清这一逻辑的演变轨迹,有助更准确地判断两国高层互动的影响,乃至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常言道,想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必须有精准的定位引导。国家间关系的演进,本质上也是一个相互认知与自我定位不断校准的过程。近8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起伏、曲折、发展与挑战,其间贯穿着三次重大的方向与定位变迁,也可称为彼此认知判断过程演化的“三大回合”:第一回合发生在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第二回合始于1979年,延续约40年,直至2017年前后;第三回合则自2018年至今,仍在持续演进之中。
在第一个30年间,美苏冷战格局涵盖意识形态分野、地缘利益争夺与军备对峙三重维度。对中国而言,当冷战尚未演变为热战,且美苏对抗重心在欧洲而非亚太,中国原本仍有可能争取一定的回旋余地,甚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1950年1月英国便率先承认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
然而,1950年夏天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改变这一走向,中美在战场兵戎相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随之转为“帝国主义凶恶敌人”,指美国推行霸权侵略、经济封锁并武力干涉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华的认知判断远非铁板一块:起初的态度更接近英国,曾选择不直接介入中国内战并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军。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确立中国对苏“一边倒”,这大幅提升美国的警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返东亚,但仍以“区域维稳”为主要目标,并非蓄意对华开战,这说明中国彼时并非美国战略布局的主要针对对象。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贫困落后、国力孱弱,尚不足以引起世界头号强国和首富的高度重视。
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对内大搞阶级斗争,对外推行“三个世界”理论,美国则以应对苏联为战略主轴,并深陷越南战争。这一阶段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与军事对峙上全面激烈冲突,双方基本互视为敌。1970年代初,双方因共同面临苏联威胁而一度靠拢,美国总统尼克逊实现访华破冰,但双边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调整,仍呈“死水一潭”状态。
1978年以后,中国对美认知迎来划时代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置于国家战略核心,把实现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基于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在国际上多交发达朋友,向先进取经看齐,与美日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以争取投资、引进科技,便成为中国的不二选择,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层逻辑起点。邓小平那句著名表述“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发展富裕起来了”,充分形象地揭示这一战略考量。
这也表明,1979年中美建交并非刻意提升双边关系之举,而是中国自身认知与政策调整后的积极成果,是开始把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发展放在首位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美国起初对中国的变化略感惊愕,但总体乐见其成,并被中美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吸引;2000年后,美国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发展前景愈发看好,甚至一度对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变革也抱有期许。
在这约40年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合作、交往与共同发展。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具建设性,成果也最丰硕的阶段:中国借此实现经济腾飞,美国也获得巨大市场红利与地缘战略上的相对稳定。
但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不幸进入停滞乃至逆向回调:贸易战此起彼伏,冠病疫情加剧双方猜忌,资源与高科技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亚太热点问题上军事对峙风险上升,双方也不再刻意回避意识形态分歧。这令当前中美关系尴尬徘徊于前70年两大阶段之间,甚至于“守住底线”已被置于“谋求发展”的考量之上。
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曲折反复可能也符合历史波浪式前进的规律。就目前双方主流叙事而言:中方认为美国作为守成大国,正试图阻挠中国重新崛起,总体趋势东升西降;美方则认为中国模式对现代文明秩序、治理方式与发展路径构成挑战。孰是孰非,恐怕仍需时间与时代给出最终评判。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无疑是美国250年来政治和文化中的一大另类,价值观念、行事风格与政策手段既保守又夹杂逆反、实用且不乏魔幻,强调执行力但也多有自相矛盾之处。美国目前也确实迎来一个重大调整、维护和重组时期。特朗普是否能成为引领这一特殊时期的有力美国领导人,仍充满争议难以定论。但特朗普的两次入主白宫,无疑给本已复杂不稳的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回顾中美认知过程演变的三大回合,至少可得出两点启示。其一,中美相互认知判断的错位越小,两国关系就越能健康发展。即便出现认知错位,也应加强校准和管控,争取防患于未然。值得强调的是,所谓认知的校准,并非简单地向另一个国家的要求或条件校准,而是最大化地向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校准,因为这才是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最强底气和基础。
其二,双方各自的认知判断不可能完全准确,但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差距较大的一方,理应主动作出更多自我调整,才更有利于推动关系改善而非恶化。1970年代末,中国率先进行战略认知调整,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开启空前发展合作的新天地。今天,在中美关系面临时代结构性挑战之际,更加需要清醒、务实、开放的态度,要勇于修正偏离客观实际的认知误区。这样方能在困顿危局中找到正确方向,避免历史悲剧在曲折中重演。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