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次金砖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新德里宣言》是一份长达140余段的综合性文件，首要成果在于“有宣言”本身。扩容后，金砖内部地缘利益显著分化，此前外长会议甚至未能形成联合声明。印度作为主席国，通过通宵谈判促成妥协，使宣言得以一致通过。
宣言重申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全面改革诉求，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并明确忆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对巴西和印度发挥更大作用的支持。这延续金砖长期以来对“代表性赤字”的批评，也表明中国在印度入常问题上作出某些妥协。
在金融与贸易领域，宣言反对单边关税、非关税壁垒及违背国际法的强制措施，支持本币结算与跨境支付便利化，同时明确排除统一货币设想。新开发银行相关机制得到强化，包括多边担保试点、本币贷款比率提升等，旨在降低融资成本、服务新兴市场基础设施与绿色项目。
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宣言以最强烈措辞，谴责2025年4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帕哈格姆恐袭，重申对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零容忍，并呼吁无双重标准；对西亚紧张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呼吁最大程度克制、保护平民与核设施，却刻意回避点名具体当事方，体现务实妥协。
此外，峰会推出增长与发展特别工作组、数码公共基础设施知识库、农业再生与数码网络、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等具体倡议，并探索“三驾马车”式的连续性与落实机制，以弥补金砖无常设秘书处的制度短板。这些成果是将合作从政治宣示，推向可操作的务实举措。
上述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因为金砖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中印边界与战略互信问题、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差异、西亚成员在地区冲突中的对立、能源出口国与进口国的利益错位，都曾多次威胁集体文件的形成。扩容进一步放大异质性，从原先相对同质的“新兴大国”组合，变为涵盖中东、非洲、东南亚的更广泛“全球南方”联盟。
此次能够达成《新德里宣言》，根本原因是各国之间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的真实存在。首先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性不满。金砖国家普遍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权力分配，未能反映21世纪的经济与人口现实。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贡献全球增长的主要份额，却在决策中处于边缘。改革诉求成为最大公约数。其次，经济韧性需求日益迫切。面对供应链重构、关键矿产争夺、气候相关贸易壁垒与融资成本高企，成员在本币结算、跨境支付、数码公共基础设施、农业技术共享等方面存在明显互补空间。第三，安全与发展联动的逻辑被广泛认同。恐怖主义、冲突外溢、粮食与能源安全，都需要超越双边的多边协调。
外部因素则提供强大的催化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单边关税、次级制裁、技术限制与“美国优先”政策的强化，显著改变全球南方国家的外部环境。此前特朗普曾威胁对被视为“反美”的金砖相关政策加征高额关税，这直接刺激成员对经济主权与替代性安排的重视。单边主义回潮使多边机构运作受阻、争端解决机制瘫痪，进一步凸显金砖作为“避险与发声平台”的价值。
外部压力并未消弭内部矛盾，却迫使各方在最低共识上求同存异。此外，印度作为东道和创始成员国，莫迪政府强烈的外交政绩动力，以及多数成员对机制存续的投资意愿，最终促成宣言的诞生。
金砖的发展前景确实充满不确定性。内部利益分化可能持续制约深度一体化；对具体冲突的回避态度，暴露行动力的边界；制度建设仍处初级阶段，落实“三驾马车”与各类工作组的成效有待观察；与西方主导机构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须精细平衡，避免被简单标签化为“对抗性集团”。扩容带来的代表性提升，同时增加协调成本。
然而，这并不妨碍金砖作为西方主导国际秩序重要补充的现实需求。金砖从未宣称要取代现有体系，而是持续呼吁改革与完善。它提供全球南方国家协调立场、分享发展经验、探索替代性融资与支付渠道的平台，增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与韧性。
更深层地看，金砖的价值不是它能否取代西方，而是它正在让国际体系出现更多“中心”。后冷战的国际秩序，长期呈现相对明显的西方中心特征，今天正在形成的，更可能是一个多中心、分层次、网络化的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金砖既不是西方秩序的对立面，也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替代性体系，而是推动国际秩序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演进的重要力量。新德里峰会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金砖已经走了多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世界，正在越来越难以被单一力量所定义。
作者是重庆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