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押韵”（编按：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这句格言，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看到一些存在明确先例的事态发展。正如美国及四个主要贸易伙伴为协调各自政策削弱美元，而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一样，为解决当今全球失衡问题而达成一项新协议，已变得日益必要。
原因可从中国今年8月的贸易数据中找到：出口同比激增25%，高于7月的23.9%。尽管进口增长同样强劲（只是基数较小），但中国于8月再次实现巨额贸易顺差，总额达1191亿美元。所谓“全球化已达峰值”的说法至此不攻自破。
跟其他主要贸易大国一样，中国的贸易主要由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快速增长所驱动。但它的其他许多出口产品也持续增长，对美出口甚至同比增长34.3%，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去年贸易战造成的低基数效应。然而，甚至在此之前，所有关于“去全球化”的说辞和评论观点都忽略实际情况。中国一直在增加对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出口，而许多这些进口国又反过来向美国出口更多商品。这就是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原因。
中国仍在走弱的国内需求，意味着它的进口增长规模（以货币计）无法与出口增长相提并论，致使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急剧上升——这对一个2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实属不易。但尽管许多人将中国的出口表现，视为工业实力的体现，但这本应给北京敲响警钟。即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状况感到满意，那也仅仅是因为出口的强劲增长，能让他们实现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但他们应当注意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如此巨大的失衡状况，是没法无限期持续下去的。
最近的数据还给“关税能影响贸易平衡”这一观点泼了一盆冷水。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余额，反映它的资本账户状况，二者都是该国储蓄与投资之间平衡状态的量化体现。如果像美国那样存在储蓄短缺，就需要更多海外资本，进而表现为经常账户赤字；倘若像中国那样国内储蓄率高而消费者信心疲软，结果就是出口进一步走强。
此外，最近的月度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经济活动正在减弱，这一趋势在零售额和第二季度GDP数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这种疲软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政策制定者曾放任该市场形成巨大泡沫，直至2021年才将它刺破。但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他们避免了像2008年美国和1980年代末日本那样的全面金融崩溃。
然而，后果就是许多曾怀揣抱负的中国家庭，如今已不再对未来抱有那么大的期望。他们失去推动社会流动的乐观情绪，而这种变化又叠加在那些在农村出生，且无法仰赖强大社会安全网的中国民众原本就较高的储蓄率之上。
与此同时，中国第二季度的年化实际（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GDP增长率放缓至4.3%（较1月至3月的5%有所下降）。除非趋势逆转，否则中国政府很可能无法实现2026年4.5%至5%的增长目标。假如内需不回升，要改善GDP数据就得实现更强劲的出口增长。
计入8月份的贸易数据后，中国今年以来的累计贸易顺差目前约为8050亿美元，很可能在年末超越去年高达1.2万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6%）的顺差。 如此巨大的失衡，并不符合任何一方——包括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哪怕是那些曾因对华贸易大幅增长而受益的国家——从德国、墨西哥到其他多国——现在也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单行道上。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对华出口增速却因中国国内需求疲软而放缓。
最后，所有这些情况正发生在中国人民币按贸易加权汇率计算，似乎被低估约20%（甚至更多）之际。货币升值会让中国消费者觉得自己更富裕，或许会促使他们增加消费，从而增加进口。如果辅以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合理估值的人民币甚至可能使中国重回到2035年将人均GDP（以2020年水平为基准）翻一番的轨道上。
那作为2027年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的英国，能否协助推动达成一项新的货币协议？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将为日益失衡的全球经济，提供亟需的矫正措施。
作者Jim O’ Neill是英国前财政部长、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
英文原题：China’s External Surplus Makes a “Mandarin Accord”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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