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乌克兰如同梦游一般走向灾难，如今的欧洲也是如此。
2014年之前，乌克兰军队因数十年的忽视和裁军而被掏空。这也是人们当时的选择：既然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承诺以乌克兰放弃核武库为条件提供安全保障，那又何必将稀缺的资源用在国防上呢？既然主流知识界的共识是冲突绝不会发生，又何必为此做准备呢？自由民主已经获胜，大国冲突已是历史遗物，而进步的轨迹正朝着和平、自由化和经济趋同的方向发展。
更糟糕的是，乌克兰放任俄罗斯渗透它的信息空间，传播亲克里姆林宫叙事，培植政治盟友，并干涉乌克兰的选举。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曾任命一名前俄罗斯公民担任国防部长，乌军遭到来自内部的蓄意破坏。
乌克兰本应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预警信号早已显现。俄罗斯曾在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表明它已准备好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另一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势力范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就已在质疑乌克兰是否是个真正的国家，并将乌克兰的部分领土描述为俄罗斯的“馈赠”。他公开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称为“一个民族”，并使用能源和贸易来获取政治筹码。然而，人们认为俄罗斯不会进一步行动，也因此未能采取果断行动。
随后在2014年2月和3月，俄罗斯一枪不发便吞并克里米亚，因为几乎无人能予以还击（那些本可能提供帮助的，则敦促乌克兰保持克制）。不久之后，俄罗斯占领顿巴斯部分地区。这一回，乌克兰反击，但因为对手实力更强、准备也更充分，而处于极度弱势地位。
乌克兰在如何看待已发生的事情，以及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一直难以达成共识。虽然有人呼吁动员，但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局部冲突，仅局限于东部的一片条形地带和一个遥远的半岛。他们声称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普京已经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照此推论，即使痛苦的妥协也能换取和平。一位合适的领导人无疑可以与普京坐到谈判桌前，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流血冲突。泽连斯基2019年的当选总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期盼。泽连斯基曾表明要结束顿巴斯战争，直接与俄罗斯对话并寻找共同点。许多乌克兰人宁愿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俄罗斯却在2022年2月24日发动全面入侵，目标直指首都基辅并企图摧毁乌克兰国家政权。这场本应是局部冲突的战争，演变成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
欧洲与乌克兰的形势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虽说这种比较并非完全准确：欧洲更富裕，制度韧性更强，而且至少在原则上仍主要受到北约庇护。但思维和行动习惯上的相似之处，已足够令人深感不安，德国对莱比锡机场一次未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所作出的可悲反应，就充分证明这一点。
在经历数十年和平后，欧洲系统性地削弱防卫能力。北约关于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用于国防的指导方针，直到最近仍被视为上限而非下限。几十年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相关比率一直徘徊在1.5%左右，比利时等国则落后得更远，德国则任由联邦国防军衰败到士兵用扫帚柄等物模拟枪械训练，而主要武器系统的战备率甚至低于50%。欧洲人对通过削减公共开支或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来加强自身防务的意愿，低得令人震惊。
这种疏忽背后的思维定式，与2014年前的乌克兰如出一辙。当时人们认定大规模战争绝不会发生，因为有欧盟、北约和核威慑，安全问题可以交给美国处理，国防开支是浪费钱，外交和经济相互依存将维护和平，俄罗斯绝不会攻击主要贸易伙伴。
俄罗斯在欧洲开展渗透行动
这些假设已然崩塌。美国正以越来越直白的方式发出信号：不要求欧洲分担责任的美国安全保障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公开质疑北约的价值。核武器无法遏制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等“亚门槛”侵略，也无法阻止通过胁迫和颠覆手段侵蚀主权的行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令人惊讶之处，不仅在于和平主义倾向或战备不足，更在于人们心中仍存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哪怕是今时今日，旧有的规则终将以某种方式重新确立。
欧洲如今也正面临自身的警示信号。俄罗斯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开展北约所称的破坏、网络攻击、电子干扰、虚假信息传播和政治影响力行动。俄罗斯无人机和飞机日益频繁地侵犯北约领空，而围绕海底电缆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可疑事件，已迫使北约加强对这些设施的保护。
这些挑衅行为刻意保持在战争门槛之下。这种模糊性使俄罗斯得以试探欧洲的防务体系，考验它的政治决心，并摸清西方在作出回应前能容忍何种程度的挑衅。就像2014年之前的乌克兰一样，欧洲总能找到不采取行动的理由。
欧洲各地对重整军备和乌克兰的支持在政治上仍存在争议。意大利和西班牙选民抵制提高国防开支。在法国和德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将紧迫事态描绘为过度反应（很可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呼吁与俄罗斯达成交易）。斯洛伐克领导人则公开主张对克里姆林宫妥协让步。
俄罗斯在欧洲资助各类政党，渗透文化机构，并传播虚假信息。在整个欧洲大陆，许多人认为只要乌克兰领导人对领土让步持更“现实”的态度，乌克兰战争就能通过谈判终结。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1938年灾难性的《慕尼黑协定》所作的评断，至今依然发人深省：“你们曾面临战争与受辱之间的抉择。你们选择受辱，那就终将迎来战争。”2026年的欧洲可以认真投资于自身防务，接纳其中涉及的成本和权衡，并建立可信的威慑力量；或者也可以继续在防务上投入不足，寄希望于仅靠外交解决问题，假定美国的保护将永远存在，并自欺欺人地认为乌克兰战争只是一场地区事务。
但是，那些选择权宜之计而放松警惕的政客，从来不会为绥靖政策付出代价。承担后果的是士兵和平民。欧洲仍有时间——这是乌克兰以巨大代价换来的。挑战不仅在于增加军费，更在于转变思维：要认识到威慑并非危言耸听，做好准备并不是挑衅行为，而实力往往是和平的先决条件。
作者Tatyana Deryugina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金融学副教授；Yuriy Gorodnichenko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Ilona Sologoub是乌克兰独立分析与研究平台“乌克兰之声”（VoxUkraine）编辑
英文原题：Will Europe Be as Unprepared as Ukrain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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